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他曾有过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的不平凡经历，他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核科学家，在“两弹”升空后，成功地使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向大海。

    双鬓染白的科学家彭士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镜片后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明亮而深邃。难道就是这位瘦弱的老人，为共和国主持设计了核动力潜艇、导弹核潜艇，并主持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程？老人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追忆着沧桑往事，他用话语将我带到遥远的岁月……

彭士禄院士

    8岁的“娃娃囚犯”

    彭士禄1925年出生在广东海丰县。他3岁时，母亲蔡素屏（生前担任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英勇就义；4岁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的父亲彭湃壮烈牺牲。敌人到处搜捕幼小的彭士禄，潮安、金砂一带的贫苦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他。作为“通缉犯”，他不知住过多少家，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

    1930年，七婶把彭士禄从海丰悄悄接到香港，七婶、祖母和他靠糊火柴盒、粘胶鞋、绣花艰难度日。半年后，党组织让士禄的七叔彭述把他先送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送往中央苏区瑞金。几个月中，彭士禄常常转移，不管到谁家，都叫人家“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所以，仅在潮安一带，他就有20多位“爸爸”、“妈妈”。
1933 年，彭士禄又住到陈永俊家，认陈永俊的母亲潘舜贞为“姑妈”。陈家很苦，他便跟“姐姐”学绣花、赶鹅、砍柴。“姑妈”很喜欢他，家中难得有个鸡蛋、鹅蛋，她总是不让自己的女儿吃而是给他吃。1934 年秋天里的一个清 晨，陈家突然被国民党兵包围，彭士禄 和“姑妈”一起被抓走了。8 岁的彭士禄成了“娃娃囚犯”，心灵深处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936 年年底，经过几番周折，彭士禄又到了香港。

    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经香港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周密安排，彭士禄和其他10多位烈士遗孤到了重庆。在重庆，彭士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那时周恩来留着很长的胡子，穿着夹克，见到他时凝视了一阵子，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找到你了！1924年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父亲很会开玩笑。你应该向你父亲学习，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烧了田契，变成了无产者。”周恩来抚摸着彭士禄的头说：“现在要送你去延安。孩子，到了延安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周恩来、邓颖超让彭士禄和他们一起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他像自己的孩子。

    1940年年底，彭士禄一行人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进 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被分配到儿童剧团学习和工作。

    1942年，他来到陕北中央医院当护士，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当年还被评为模范护士。1945年，彭士禄到“延大”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身为孤儿的他却倍感温暖，李富春和蔡畅、帅孟奇、王若飞、贺龙、叶剑英、贺怡等人时刻关怀着他。他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

    1946年盛夏，彭士禄和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宣化炼焦厂工作。为了支前，他在炸药厂用土法生产硝酸甘油，后来又到硫酸厂生产硫酸。石家庄解放后，彭士禄来到石家庄炼焦厂任技术员。

    一天晚上，彭士禄骑车外出时无意发现两个面对面的小厂，一家是硫酸厂，一家是盐酸厂。于是他便饶有兴趣地进厂看看，盐酸厂的老板听说他是从延安科学院来的，便愤愤地说：“我们支援前线生产武器弹药需要硫酸，可对面的硫酸厂又不卖给我们。”当时彭士禄很激动，对老板说：“如果你相信我，我无条件地帮你建个硫酸厂。”于是，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搞设计，并让老板按图纸的要求买几个缸、壶和大瓷盆。半个月后，盐酸厂竟奇迹般地日产200公斤、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硫酸。老板笑道：“太好了！延安来的娃子有本领，又能吃苦，和咱老百姓一个心。这回我可以大量生产武器弹药，为早日打倒蒋介石多做贡献啦！”

    改学原子能专业

    1949年，组织安排彭士禄到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7月，他又被挑选到北京参加留学考试，同年被派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在苏联学习的7年间，大家白天学习、工作，晚上整理学习资料，没有一天是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的。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学好本领，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建设新中国。当彭士禄在苏联倾心学习的时候，在美国东海岸，1954年2月21日，从格罗顿布造船厂巨大的全封闭厂房里露出一个庞然大物，它缓缓地滑向蓝色的海洋。远远眺望，它似一滴凝固的、横躺着的黑色水珠，静静地溶入了太平洋。

    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感受到太平洋彼岸核潜艇泛起的阵阵涟漪。

    1955年，彭士禄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他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此时访苏的陈赓将军把正准备回国的他和几位同学送进莫斯科动力学院，改行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1958 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大无畏的“彭拍板”

    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 《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很快，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秘密地开展了中国核潜艇的科研和设计工作。1960年4月，二机部和海军联合攻关，核潜艇动力堆由原子能所承担研制。在提出初步方案后，开展了对工程主要材料、二氧化铀、压力 壳钢、锆—2合金等辐照行为的研究。正当原子能研究所满怀信心全力以赴研究核潜艇时，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加之三年的自然灾害，年轻而贫穷的新中国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的双重研究。经全面权衡，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1963年春，周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保留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彭士禄回忆说，我们50多人，除五六个人学过核动力专业外，其他人都是刚刚改行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原子能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和韩铎、蒋兵森、沈俊雄为大家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 程，让大家尽快都姓“核”。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清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学习到深夜。

    在进行反应堆物理计算时，他们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几十万 个数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计算式的准确性，他们亲手建起了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堆试验室。最后，为了证实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又建立了全尺寸零功率试验装置。通过反复计算和试验，他们取得了大批极为重要的参数，为反应堆的安全启动和运行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64年，中国西部怒放了一朵冲天的蘑菇云花团，国人扬眉吐气，世人刮目相看。1965年3月20日，在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上，决定核潜艇的研究工作马上恢复。

    研制核潜艇，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试验中别人不敢决策时，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敢拍板定案，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和修正，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个雅号：“彭拍板”。但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的拍板是在严格的数量化基础上的拍板，是以科学的态度对人民、对祖国敢于负责的大无畏精神！

    1965年3月，组织决定彭士禄负责整体技术抓全组，赵仁恺负责模拟堆工程技术设计。在全体设计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协同努力下，100天后，核动力装置陆上模拟堆和装配潜艇的蓝图便设计出来了。

    “彭士禄来了没有”

    就在彭士禄要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他顶住干扰，边建试验室，边进行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试验。白天，他应付着造反派的批斗；晚上，组织难兄难弟反复研讨、修改、审定。可是，1966 年年初组建的陆上核动力装置工程项目，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工程进度极为缓慢。直至1968年夏，核动力装置的主厂房基坑还未挖出， 距中央指定完成运行的日期只剩下短短的20个月！

    时间、形势、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1967年8月，中央军委以“特别公函”方式，发出了核潜艇研制进度的动员令。聂帅强调：核潜艇工程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要抓紧、要落实。毛主席于1968年7月18日签发了“718”指令。

    有了“718”指令，工地上8000名工作人员热血沸腾。不论是科技人员、工人还是解放军，都日夜奋战。经过一年的抢建，一幢幢建筑物拔地而起，多种实验室相继投入实验。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近万台设备仅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完毕。

彭士禄（右二）与聂力（右三）在研究现场

    1970年7月15日下午，周总理在叶帅和聂帅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专门听取彭士禄等人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作专题汇报。周总理步入大厅后，双眼不停地在人群中寻找着，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彭士禄立即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总理！我来了。”周总理用慈父般的目光望着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转身问身边的叶帅：“你认识他吗？”“认识！早就认识！”叶帅朗声回答。“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是彭湃同志的儿子。”周总理对身边的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