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塑像

澎湃烈士

    内容提要：彭湃同志入党的时间不乏有1921年说、1922年说、1923年说、1924年说，可谓莫衷一是，版本多多。近些年来，大多数党史学界人士都趋近于1921年入党说，但仍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本文拟通过彭湃入党所须涉及到的，如彭湃与党组织接触的时间节点及中共早期党团关系等问题，在现有历史材料和党史学界前辈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析、整理和总结，从而得出彭湃是1921年7月入党的结论。

    彭湃同志入党的时间一直以来备受党史学界和海陆丰老区人民的关注。关于彭湃入党的问题必须涉及到彭湃与党组织接触的时间节点，彭湃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过程，彭湃的入党介绍人及中共早期党团关系等问题。近十多年来，本人由于工作关系阅读了一些有关彭湃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史料和书籍，萌发了把这些相关和相近的人和事收集起来，和大家一起解开彭湃同志1921年7月入党的谜案。

    一、彭湃1921年—1924年与党组织接触的时间节点

    据《彭湃年谱》记载，自1921年至1924年，彭湃与党组织接触有如下几个节点：一是在日本东京，1921年3、4月间，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施存统，曾就入党问题与彭湃谈过一次话（1），这是有关彭湃同志第一次与中共党组织接触的记载。施存统何许人也？施存统（1898—1970年），别名：施存统、复亮、伏量、伏图，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市人，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名党员。1920年6月20日，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并被陈独秀指定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时，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大王”的彭湃。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2）。

    那么，彭湃与中共党组织第一次接触是通过施存统的。根据施存统的回忆：“我在日本期间，和彭湃有见过几次面，也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彭湃）作过一次长谈，彭湃强调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对党是表示支持的，但跟党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他当时还没有加入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3）”但当时党的主张是照搬苏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即以城市工人革命为重点，两人在观点上存在一些出入是正常的，并且谈话的时间是三、四月，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而此时的彭湃已接到祖母病危的消息，匆匆忙忙要赶回国内，彭湃离开后，仍然留在日本的杨嗣震不久便加入旅日共产党小组（4）。但不可否认，留学日本四年的彭湃已经完成了从信仰基督教——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尤其是后两者，是创党初期大量共产党员的普遍体现，他们都是在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最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不二选择，彭湃、施存统、杨匏安等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彭湃第二次接触党组织是在广州。1921年5月中下旬，彭湃在日本启程回国抵达广州，施存统写信把彭湃介绍给陈独秀（5）。此时的陈独秀受陈炯明的邀请，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并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的共同努力，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谭平山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后改任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6）。这个时候，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彭湃应该是如鱼得水，意气风发，陈独秀，谭平山等共产党人通过施存统早已获悉这位在日本留学期间便积极组织和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而被日本当局列入社会主义者“黑表”（7）的革命的坚定者和急先锋；而陈炯明这一边，也正在大谈社会主义，孙中山、陈炯明尚未决裂，中共和此两者都处在“蜜月期”，而当时作为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及其幕僚对这位小同乡也另眼相看。李春涛曾说：“海丰要人巨公在广州者极多，彭湃初到广州，因他是海丰人，且是留学生，皆极希望他亦能像某某等一样作了大官，好为相识交游光宠，不意他竟反向某某要人巨公宣传社会主义。彭湃当时有信来，说道：‘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两个月后，彭湃转回海丰去。（8）”从时间节点上看，彭湃在广州的这两个月是1921年6、7月，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随着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成立，这里的革命气氛很浓烈。“一大”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大力扩大党组织和挑选进步青年入党，彭湃应当在这个时候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来的许多历史资料只显示他在这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彭湃第三次接触党组织是1922年3月3日为拆墙事发表宣言，劣绅陈月波指使爪牙前往海丰县教育局企图殴打彭湃，彭湃被迫离开海丰前往广州。期间，彭湃在广州参加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并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暨马克思纪念会的演出。4月10日，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主持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彭湃到宣传部负责演讲队的组织工作，直至4月27日回海丰积极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9）。从1922年3月至4月27日，这一个多月应该是彭湃与党组织第三次接触的时间，但这次只讲到他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组织工作。

    彭湃第四次接触党组织的时间是1924年4月初，这次是因为陈炯明下令宣布取缔农会。农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彭湃离开海丰抵达广州后转为中共党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0）。

    二、关于彭湃1924年入党的几个疑点

    按照《彭湃年谱》和相关资料记载，假设彭湃是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的话，存在着诸多与党的组织程序和彭湃在党内的地位发展不相符和不相称的地方。

    一是彭湃从1921年7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4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其党员预备期长达近3年，对这位从日本留学开始便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坚定革命者，到1923年已率领农会会员达20余万之众（11）的广东农会会长的考验期未免太长了。根据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和章程，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青年，….年逾二十八岁者，得为本团特别团员，只有发言权”（12），1924年的彭湃（28岁）已列入被勒令退团的年龄了。

    二是在1921年7月—1924年4月，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彭湃一直与中共总书记（或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关系密切。《彭湃年谱》记载，1921年8月中旬，在广州期间，彭湃曾会见陈独秀。1923年7月26日，彭湃原定应陈独秀之约赴广州商量农会事情，因急需处理台风造成的灾情而不果行（13）。彭与陈还有书信往来，1924年5月11日，给陈独秀写《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写道：“实庵（陈独秀）先生：很久没有通讯了….”（14），这说明之前他们俩一直有书信来往。假如彭湃当时不是共产党员身份，能和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三是如果彭湃在1921年至1924年不是中共党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已在1921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嗣震才是当时海丰党组织的领导，作为青年团员的彭湃应该接受杨嗣震的领导，但杨嗣震自始至终是彭湃的助手，密切配合彭湃的工作。

    四是即使彭湃是1924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按党内论资排辈的话，同年，彭湃也不能一下子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的身份物色革命人才，先后选拨和推荐的共产党员有杨匏安（1921年入党）任组织部秘书；彭湃、罗绮园任农民部秘书，罗绮园是1922年底加入共产党，而且农民部第一任秘书由彭湃担任，罗绮园与阮啸仙出任农民部组织员，而阮啸仙是1921年入党；冯菊坡（1921年入党）和刘尔崧（1921年入党）担任工人部秘书（15），直至不久执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首届和第五届主任，彭湃不可能越过这些党内资历比他深的同志而担任这些要职的。另外，据有关资料介绍，彭湃共产党员的身份早已出现在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他作为共产党人参加这次会议（16）。彭湃1924年4月入党已出现疑点。

    三、彭湃1921年入党的诸多实据

    〈一〉中共早期党团不分是彭湃1921年入党的最好证据。

    一直以来，大家对彭湃1921年7月入团却毫无异议，但对彭湃的入党时间却莫衷一是，版本多多，尤其是目前所惯用的1924年入党时间充满疑义，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忽略了对中共早期党团关系不分的研究。1921年到1924年间，党组织刚刚建立时，团组织只是党组织的一个工作机构，并无独立性。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党员兼任团员，团员兼任党员，党员与团员身份交叉是一个普遍现象。施复亮在谈1920年—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说到“当时团内团员和党员的数量比例大约二比一（“一大”的时候，共产党员都参加青年团），…（17）。”

    1923年，施存统在《关于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一文中也谈及到“本团的××团员，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大多是本团团员，…（18）” 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中指出“为保持共青团内有一个共产主义觉悟的核心，所有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三岁之间的共产党员（根据各国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仍然应兼任共青团员并积极参加团内工作” （19）。中共早期党员、一大代表包惠僧在一篇回忆录中说：“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20）。”另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明文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21）。”根据上述党团关系的这些决议、规定、谈话和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彭湃1921年7月入团的时间便是其入党的时间，也明白在1921年—1924年间，《彭湃文集》、《彭湃研究史料》和《彭湃年谱》会出现如此之多有关彭湃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活动和写信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原因了，这些一直以来被党史学界误作为彭湃非共产党员身份的佐证，恰恰证明了彭湃在1921年至1924年间既是中共党员的身份也是青年团员，并把海丰成立中共党组织从1925年3月上旬，第一次东征军到达海丰的时间，上推到1923年的6月以前，也印证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一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

    〈二〉彭湃纪念文章和战友回忆录是其1921年入党的有力证据。

    瞿秋白和玉德所提出有关彭湃1921年入党的时间是可信的。瞿秋白在1932年为《红色海丰》一书写序言时说：“彭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党，是广州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广州的无产者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从此便将自己的一切完全贡献给了农民运动。”瞿秋白还把彭湃与陈公博、谭平山一样列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22）。由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出版、原载《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并由玉德撰写的《彭湃同志传略》也提到彭湃是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3）。这是两篇较早且具有一定权威记载彭湃是1921年入党的文章。

    谭平山是彭湃入党的介绍人也是可信的，据1963年10月15日海丰县党史人员曾文在北京访问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时，陈其尤曾说：“解放后有一次我和谭平山同志谈及彭（湃）时，谭说彭（湃）入党是他介绍的（24）。”据胡希明在1980年3月12日回忆道：1946年，我在香港主办《星期报》，碰到彭湃同志的入党问题一时弄不清楚。我就去香港铜锣湾金龙台问谭平山同志，他说：“彭湃同志是于1921年由我介绍入党（25）。”颜永年在1979年11月15日回忆道：1959年，红宫旧址的文物陈列，要展出“彭湃同志史略”时，碰到彭湃同志入党问题。那时，由我起草一公函，寄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不久，中央组织部复函：“根据苏联国列宁格勒档案所珍藏的档案资料称：彭湃同志是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26）。”谭天度有关彭湃入党时间的回忆：“到1921年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渐扩大（27）。”

    另外，陈卓凡有关彭湃入党的回忆是这样说的“彭湃同志到了香港后（指1924年4月初），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们，其中有：‘我到香港后，在公司门口徘徊了几天，现在已经进入大公司了。’当时我和林孔昭接信后，估计他是进了党。据说当时党中央谭平山同志派黎越廷等到香港欢迎他到广州。他是由谭平山同志介绍入党的（28）。”这也是被后来许多党史学界人士误认为彭湃是1924年4月加入共产党的佐证。但据林务农回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3月彭湃因海丰总农会再一次被反动县署取缔，又一次来到香港。廖仲恺和谭平山二人就派黎轻发（越廷）为代表去香港接彭湃，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秘书职务（29）。”从这两人的回忆录看，进“大公司”不是指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指彭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一职。

    至于后来一些彭湃的战友对他的入党时间产生模糊，如黄鼎臣（30）和郭瘦真（31）的1923年说；易元（罗绮园）（32）和林务农（33）的1924年说。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出于保密的需要。施存统曾说：“从前中国共产党（是比我们还秘密的党）因特种关系，不能向本团公开，…（34）”如当时在彭湃身边工作的林务农是青年团员，有可能不知道彭湃的共产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说明彭湃已早于这些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