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保卫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已暗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队积极配合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根据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面对400多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 在益临工委带领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顽强保卫“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一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青州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中共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4月28日上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卸石山上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400多个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既不列阵，也不布防，一路嬉笑打闹，如入无人之境，骄横至极。敌人连续用迫击炮、大炮轰击，但由于卸石山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寨墙高大坚固，敌人炮击受阻。大敌当前, 益临工委决定坚守“孙家岭”。在危急关头，县大队迅速组织民兵控制孙家岭四面山头和各主要交通要塞，并派岗哨站在制高点监视敌人行踪。权衡地理条件，敌我双方力量，抓住有利时机，英勇抗击。队员们以分队为单位，分散独立作战，各自监视敌人，一旦敌人靠岸，就给以迎头痛击。各分队凭险要地形，与三面进攻之敌展开了运动战、地雷战、肉搏战，击退敌人多次冲击，打死敌人10余人。黄昏后，日伪军不敢夜战，停止进攻。中共益临工委敌工部长高奋根据敌情，命令县大队夜袭敌营。县大队立即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悄悄地穿插进敌营，乘其不备，猛烈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激战一个小时，只得夺路逃下卸石山，滚回了仁河流域。县大队终于取得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孙家岭保卫战的胜利。

    孙家岭坐落在卸石山上，卸石山是位于淄河上游的一个险要山峰，由吉吉顶（髻髻顶，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淄河水从它的西边流过。从源泉通往辛店的大道也经过它的旁侧。它卡住了南北交通孔道，是从沂蒙山区北往清河区的必经之处。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敌我必争之地。谁占领了卸石山，谁就取得这方军事上的主动权。我们占领了卸石山就可以沟通鲁中区、渤海区和胶东区的交通联络，并可以作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开展敌占区工作的基地。

    1941年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临工委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新成立的中共益临工委加强了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成立县大队，逐渐发展到100多队员。工委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为群众治病送药，帮助群众挑水、劈柴、耕地，坚持“三不走”，即：水不满缸不走，借东西未还不走，驻地未打扫干净不走。还将缴获日伪军士兵抢走的东西归还原主，乡亲们有口皆碑。工委宣传部和敌工部则立即组织人员组成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活动是唱抗日进步歌曲、演戏、写标语，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开展防区附近的群众宣传工作。宣传队还办了油印小报《卸石山下》，登载新闻、通讯及诗歌、快板等文艺作品和学习新文化的辅导材料，对辖区县党组织、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教育起到很大作用。使区、乡、保抗日政权及青、工、妇、农代会、儿童团、治安小组、联防队、民兵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齐声赞颂抗日武装好，共产党英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益临工委一成立，就成了敌人集中进攻的目标。

    日军在卸石山的惨败并没有迫使其放弃消灭或挤走中共益临工委的企图。5月30日黎明，卸石山上乌云密布，雾气笼罩，哨兵从朦胧中观察到山上有敌人向山上边移动，立即发出暗号，县大队当机立断，再次布置伏击战。果不其然，还真是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孙家岭——中共益临工委驻地进袭，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孙家岭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县大队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但是，队员们都子弹上膛、手榴弹在握，严阵以待。凭借险要地形，紧紧盯着匍匐前行的敌人，摩拳擦掌地发誓：鬼子胆敢爬上来，就坚决把他们消灭在崖头阵地前面。待敌人往崖头阵地上爬，爬到一半时，日伪军进入伏击区，队员们的满腔怒火爆发了，各种武器一起发射，一梭梭仇恨的子弹喷射而出，刹那间，敌人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叽哩呱啦，到处乱窜。区中队闻讯后，乘机从敌后发起攻击，与日伪军进行白刃格斗，遭到前后夹击的日伪军，惊恐万状，不敢再战，夺路逃遁。队员们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使日伪军伤亡惨重，帐篷、油筒、武器丢了一地。这次战斗，县大队又毙伤日伪军1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伤亡，我抗日武装县大队再次获得胜利。

    此战，益都县大队孙家岭保卫战在一个月零三天内，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均获胜利,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途奔袭中共益临工委计划。两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青州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此后，青州地区的爱国青年和志士，踊跃参军、拥军……

    5.吉吉顶战斗

    吉吉顶（髻髻顶）是卸石山风景区的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远望像高高耸立的“发髻”直插云宵，又称“髻髻寨”。位于青州城西南35公里处，与灵泽湖（原名仁河水库）紧相连属。卸石山由吉吉顶（髻髻顶）、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而为古今军事必争之地。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唐赛儿曾以此作为大本营，扯旗聚义，攻城除贪，震惊当朝，并留下诸多历史遗迹与优美传说，后人遂称“唐赛儿寨”。 唐赛儿寨寨顶有清同治二年残碑记载“唐三寨由名已久矣，自大明永乐十八年，蒲台民林三之妻唐赛儿者，创修此寨，而山因此名焉”。寨上有“跑马场、跑马夼、点将台、金銮殿、蓄水池、米臼、旗杆窝儿”。

    吉吉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只是一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但是紧靠吉吉顶（髻髻顶）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却是抗战时期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建立建立的地方，也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益都县大队驻扎过的地方。抗战时期，我抗日武装——益都县大队和日伪顽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曾在这个小山头上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每次规模虽都不大，却也打的难解难分，荡气回肠。

    1940年8月,由于临朐形势极端恶化,立足不住，临朐县大队在教导员高奋、大队长赵继武的带领下，分两路开赴青州西南山区仰天、杨集一带,与益都县大队合并，冯毅之任大队长，赵继武任副大队长,高奋代理临朐县委书记兼益都县大队教导员。

    1941年2月，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带领四支队三营从张博支路西插到上张附近，27日拂晓发起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团部及驻团部一个营的攻击，益都县大队在外围佯攻麻痹敌人，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八、九点钟就胜利结束，敌人大都被俘。我10名同志牺牲。

    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都县大队随迁附近的吉吉顶。孙家岭北邻的李家峪是益都县委经常活动的村庄，群众基础好。8月，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进驻该村以后，无恶不作，村民李元江恳求县大队消灭住在他家的机枪班。一天，益都县大队组织了15人的突击队，由李元江带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全歼新四师机枪班，缴获机枪1挺，步枪11支和子弹1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已暗中投降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4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我县大队驻地——紧靠吉吉顶的孙家岭。县大队凭险要地形，从容射击，打死敌人10余人，我县大队无一伤亡。夜里，县大队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主动袭击敌人的营部所在地，激战一小时，将敌人赶回了仁河流域。

    5月30日,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吉吉顶进攻我县大队，县大队毙伤敌10余人。

    6月4日拂晓，新四师在西南面，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在北面，联合进攻封山顶。益都县大队以少数兵力对付新四师，集中力量打击朱崖据点的日伪军，我一个机枪组占据封山顶右翼的一个险要山峰，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战斗两个小时，毙伤敌10余人，并击毙日军小队长金水，缴获战马1匹。

    6月29日，日伪军千余人，以日军为主分三路合击吉吉顶，敌人采用分兵合击战术，硬拔山头,县大队130人，则分兵把守险要地点顽强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中午,县大队弹尽粮绝，就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难以坚守阵地，主动撤退，吉吉顶山头失守。这次战斗毙伤敌30余人，县大队伤亡14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乘机进犯，侵占我抗日根据地，李家峪、上张、下张等村周围13个村庄被“蚕食”。 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区与县、区与区之间都互相联系不上，各自独立作战，遇到了许多困难。

    1943年1月，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公开投敌。吴投敌后，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更加直接地配合日寇与人民为敌。他曾在临朐、益都一带制造了纵横30公里的无人区，使大批难胞颠沛流离，逃亡他乡。

    面对吴化文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行动，为打击罪恶累累的吴化文部，我鲁中区部队于8月、12月和1944年3月前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直至将该部彻底摧垮。在这三次讨吴战役中，地方党政军民都作了积极配合和支援。随着讨吴战役的胜利，益临边区形势好转，吉吉顶又回到了青州人民的怀抱。

    吉吉顶战斗告诉我们：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勿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6.发生在青州地区抗战中八路军战斗中集体跳崖的事迹

    在青州西南山区层峦叠嶂之中，有个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就是“抗日堡垒”——青州市庙子镇长秋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屹立于硝烟烽火之中，打不垮，摧不烂，浴血奋战八年，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旗帜。同时，它也哺育出了一批抗战英雄，冯旭臣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冯旭臣，青州市庙子镇长秋村人。在贫困的山区，他家还算殷实富足，有青砖小瓦的四合门院，衣食无忧的田园收入，三子一女的美满家庭。但冯旭臣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意识，在任长秋乡乡长期间，就多次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在村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支持在外求学的儿子冯毅之追求真理，走上革命道路。

    冯毅之，冯旭臣的次子，早在1930年就参加革命，久经斗争考验。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担任中共益都县委宣传部长的冯毅之，受命回老家西南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冯旭臣坚决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帮助儿子在山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其他的子女加入革命队伍。紧接着又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很快组织起20多名进步青年，组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

    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长子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次子冯毅之，时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三子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女儿冯文秀加入共产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二儿媳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冯旭臣一家，可谓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当时，冯毅之经常带领八路军地方部队在淄河一带转战，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长秋村多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冯家被焚掠一空，被迫日居山沟，夜宿林莽，备受艰辛。

    1942年10月，日伪军开始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冯旭臣带二儿媳孙玉兰，女儿冯文秀，孙女新年、芦桥、平洋等一家6口，转移到博山县口头镇东马鞍山上。当时一同上山的还有八路军的一个班和28名伤病员，以及部分抗战家属。冯旭臣上山后管理伙食，冯文秀任文化教员，孙玉兰护理伤病员。冯旭臣一家与战友们同舟共济，相互勉励，共同承受着敌人“扫荡”带来的巨大困难。

    11月9日，日伪军得到情报后，2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马鞍山。两架敌机轮番轰炸，10多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齐射。我军指战员、伤病员奋起抵抗。这就是当年闻名遐迩的气壮山河的马鞍山战斗。

    马鞍山，它耸立入云，两峰相连，形似马鞍，周围陡壁千仞，十分巍峨险峻。山上的武装只有一个班，指挥员是负伤在山上休养的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面对敌人重兵包围，大炮轰击，飞机滥炸。山上的30多名战士、伤病员和家属凭据险要，在党的号召下，誓死不做俘虏，视死如归，英勇抗击，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经过两天一夜激战，歼敌100余人。面对蚂蚁般往山上涌来的敌人，守山指战员、伤病员和家属摔断枪支，从容走向悬崖纵身跳下，除两人(一名提前下山执行任务，一名跳崖时被树枝挂住)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鲁中行署处长谭克平、益临工委的公安局股长董恒德和李绪臣等，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妹妹冯文秀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表彰冯旭臣一家抗日爱国的高尚风格，1946年5月，鲁中行署参议会赠送冯旭臣后人“一门忠烈”横匾。

    （二）胶济铁路南、弥河以东益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1.组建抗日武装——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在青州境内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东地区（益东地区）的反动武装，除了黄楼乡南霍陵村据点、谭坊镇状元桥村据点、谭坊火车站据点、杨家庄火车站据点、郑母镇中心村据点、赵坡乡北陈村据点、郑母镇关帝庙村据点的日本鬼子219人、伪军523人外，还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的武装，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一部分，共计2000余人。

    1940年春，中共益都县委建立后，县委常驻西南山区，距离敌占区益东平原地区100多里，中间地带多为顽伪和反动道会门所控制，交通极不便利，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县委决定，由刘明训同志主持益东地区的工作，并与何子健、陈曰谦等同志组成核心小组。

    刘明训到益东地区后，首先选定群众基础好的吉林村为活动基点，然后与何子健、陈曰谦等同志研究认为首要的任务是组建抗日武装，发动武装抗日。

    当时益东地区的武装力量大都掌握在“民团”和“联庄会”等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区乡政权手里，也有一些地主家庭拥有部分自卫枪支，要想凭空掌握难度很大，只有设法打进这些组织或利用封建关系搞合作的名义逐步掌握。于是，他们以训练农民抗日为名，向“民团”和几家地主借枪，并分头动员了附近村庄的近200名青年农民和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有些大户人家主动献出了一部分枪支。一支拥有200多人、两支手枪、20多支长枪的抗日武装——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很快组织起来。刘明训亲自兼任大队长。

    第二游击大队建立后，一面整顿训练，一面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全县较有影响的知识文化界人士，向各派武装宣传救国思想，推动他们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来。

    2.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打鬼子的故事

    这支活跃在益东地区的小型抗日武装，机智勇敢地袭击日本侵略者，书写出无数个传奇。

    （1）向“鬼子”借枪

    游击大队队员有了，可是枪支弹药不足。打仗没有武器怎么办？刘明训大队长认为还得向“鬼子”借。刚好新来的一个队员是郑母村地主家的邻居，向他报告了郑母镇中心村据点、赵坡乡北陈村据点、郑母镇关帝庙村据点的鬼子们不几天就去他邻居地主家蹭一次饭的消息。

    刘明训大队长认为这是向“鬼子”借枪的好机会。所以一有机会，刘大队长便揣着匣子枪带队员们来到郑母村地主家里，地主一看认识，鼎鼎大名的刘大队长，便赶紧张罗饭菜，队员们自然不客气，将一桌子鸡鱼肉蛋风卷残云般的吃个光。这边刚吃饱，那边“咚咚”又有敲门的，哨兵过来报“鬼子来了”。队员们的匣子枪都“嗖嗖”地拔了出来。地主立即惊慌失措，挤出笑脸，请刘大队长到里房“喝茶”，意思是让队员们避一下，别在他家打起来。刘大队长也不为难地主，挥挥手，队员们都进里屋“喝茶”。那些鬼子也是来蹭饭的，在仅一墙之隔的两间房里，刘大队长在东屋“喝茶”，鬼子在西屋吃饭。这样遭遇的次数多了后，刘大队长一见鬼子来，不用地主劝，便给鬼子让个地方。等鬼子走后，刘大队长便给地主家留下饭钱，领着队员们跟上去，打鬼子黑枪，缴获枪支弹药，鬼子吃了不少苦头，一听到刘大队长的名子，腿肚子就转筋。

    （2）偷袭日军运输线

    日军控制的胶济铁路，是连接济南、青岛两大城市，横贯山东的运输大动脉，与邯济线一起构成晋煤外运的南线通道，中国北部、西部、南部各城市的货物到达青岛、烟台等港口，必须经过胶济铁路运输线。也是日军武器、物资经海运抵达青岛、烟台等港口的重要疏港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后，先后派兵对胶济铁路严加防守，把沿铁路两侧的村庄，组成护路村，强迫农民在铁路两边挖了深7米、宽5米的护路沟。不仅占去了很多农田，而且给铁路南北之间的交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日军还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朱良、口埠、郑母、赤涧、大尹等村镇，拆除了大量的民房，到处修筑炮楼、设立据点，派重兵驻守胶济铁路运输线。同时，日军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给益东平原地区抗日军民带来严重威胁。

    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建立不久，就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日军运输线——胶济铁路，他们在胶济铁路线上益都至谭坊之间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车厢两节，铁轨一段，使敌人的运输线瘫痪了三天。第二游击大队由于人员少、弹药少，为了方便行动都是用两支短枪，很少和敌人正面冲突。主要以偷袭敌人、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方式开展斗争。他们经常在附近的胶济铁路上，打票车、截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经常切断日军运输线，给侵华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他们的战斗，使敌人的运输线一次又一次瘫痪。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南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了众多的武器弹药、布匹服装等军事物资以支援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信心。他们就自然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3）活捉并击毙日军翻译李毅

    在刘明训指挥的漂亮仗中，智擒日军翻译李毅可谓影响最大的一次胜利，驻益都县日军也为之震动。

    日军翻译李毅，30岁出头，戴眼镜，身材不高，肥胖。1940年以后，日军对益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 夏天，刘明训将游击大队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派到益东执行特殊任务的日军翻译李毅，以为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寻思能劝降刘明训，为此他找来了刚俘获的游击大队队员黄绍远。黄绍远心想：要我带着你们去抓刘大队长是妄想，不过若凑巧遇到游击大队，或许能把李毅逮住。

    于是，黄绍远谎称自己是刘大队长的警卫员，带着李毅来到益东地区的潘村附近。临进村前，黄绍远对李毅说：“你带这么多部队，刘大队长看见还不跑了？”李毅觉得有道理，便将大部队留在了村外。

    其实，整个戏剧的导演者正是刘大队长。接到密报后，刘大队长在村口化装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假装帮老百姓锄地。当押解黄绍远的两名日军、4名伪军和日军翻译李毅等走到跟前的时候，黄绍远突然指着后面的一个人说：“这是日本翻译李毅。”于是，这位日军翻译李毅还未回过神来，一支手枪顶住了李毅的胸部，那是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的手枪，他大喝一声：“投降不杀！”李毅等日伪军来不及进入战斗状态就成了游击大队的俘虏。

    为避免被黄楼乡南霍陵村据点和谭坊镇状元桥村据点日军两面夹击，游击大队队员在得胜后不恋战，一面向被俘伪军作简短教育就地释放后，便押着两名日军和日军翻译李毅撤离战场。

    刚出村口，留在村外的日伪军部队即发现，连忙追了上来，日军翻译李毅乘机逃跑，被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一枪击毙。日伪军部队追到弥河崖，遭到在村外接应的游击大队第一、第二分队夹击，日伪军部队有所伤亡，不敢追击，只好用轻重机枪盲目射击。游击大队摆脱敌军，高唱着《游击队之歌》凯旋而归……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不久，刘明训大队长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牺牲。刘明训大队长虽死，但日伪军仍然惧怕他带领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日军听说刘明训大队长的游击大队到了，便会摸着脑袋：“死了死了的”；伪军们口角，常以“出门打仗碰上刘明训大队长带领的游击大队”为咒语……

    此次战斗，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等同志，在潘村一带化装成锄地的农民，乘敌不备，活捉日军翻译李毅，随后，将寻机逃跑的日军翻译李毅击毙。这一行动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侵略军，使游击大队声誉倍增，在国民党部队面前也扬眉吐气。过去游击大队队员通过国民党部队的哨站时，都得被哨兵盘问，诸多刁难，这件事之后，游击大队队员通过哨站时，只要自报家门说是“游击大队的”，哨兵都会敬礼或竖起大拇指。

    （4）设计惩罚反共顽固派

    那时，驻在时家庄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和日军，炮多、机枪多、冲锋枪和卡宾枪多，火力之猛是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无法相比的。1941年春，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曾多次对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做争取教育工作，希望他们停止反共，一致抗日，但他们顽固坚持“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反动方针，枪杀共产党员，杀害抗战家属。

    刘明训大队长总想找机会给予反共顽固派以应有的惩罚。

    俗话说“天随人愿”，不久，刘明训大队长盼望已久的良机终于到来了！几天前，大队侦察员抓到一个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队员，刘明训有意让侦察员押着这位俘虏在游击大队驻地——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到傍晚时分佯装松懈，让其逃走。这位敌队员逃回去后，立即向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报告了刘明训大队长的位置。做梦都想立大功、巴结日军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报告日军并指挥国民党益都县大队，直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扑来。千钧一发之时，刘明训借调虎离山之机，巧用翻边战术。他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老巢——时家庄。小分队，凭借队伍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队员体力强，冲锋格外凶猛，且骄横异常，以速战速决的战术，缴获了脚踏车数十辆及全部文书和县府印章，满载而归。

    那天夜幕降临，刘明训带领100多名游击战士，分头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奔去，在通往吉林村的主要干道的有利地形处，分兵埋伏。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扑来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和几个日军，赶到所谓的刘明训大队长的位置，却无人马。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于是转扑时家庄方向。又被埋伏在丛林中的游击战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此偷袭战和伏击战，表现出刘明训大队长的英勇果敢和战术的灵活，给游击大队参战队员留下了难忘印象。

    （5）吉林村遇险，安然突围

    吃了大亏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被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县长吴芳亭训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遭此失败后，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怀恨在心，想伺机报复。

    为报损失踏车数十辆及全部文书和县府印章之仇，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蛊惑青州城的日军和郑母的日伪军100余人，于1941年夏的一天傍晚，包围了益都县南吉林村。夜幕降临了，吉林村四周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日军深知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善打夜战，一般不敢在夜间向其发起主动攻击。他们骄横地认为反正已对吉林村形成三道包围圈，早晚是囊中之物，准备第二天拂晓发动总攻。

    拂晓，开始进村搜索益东地区核心小组负责人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的住处，企图消灭我益东地区核心小组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

    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哨岗发现敌人进村，分头通知队员做好战斗准备，队员们利用平时训练好的巷战战术，在敌人防不胜防的情况下，突然发起袭击，一阵密集的手榴弹打死打伤日伪军数人，顿时，村内大街小巷，杀声和刺刀碰嗑声混成一片。经受过严格巷战训练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以3人小组为单位，充分发挥掩体和射击口熟悉的优势，与日伪军进行逐街逐屋的游击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员在当天上午先后掩护核心小组负责人刘明训和陈曰谦同志沿地道向村南边的山岭上撤退。队伍主力撤出时，何子健凝视着吉林村内冲天的浓烟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动，最后被两名战士强推南去。何子健在两名战士的掩护下，迅速边打边撤，安然突围。

    许多日伪军被打死在村子里。此时，吉林村的儿童团员急中生智，把点燃的鞭炮放到铁桶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让日伪军惊呆了……由于敌伪摸不透我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的兵力部署，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见势头不妙，仓皇逃窜。

    三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益东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

    （6）夜袭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

    为什么要打这个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呢？第一，这个乡公所政治上反动：伪十区乡长赵昌五是条地头蛇，反共急先锋：赵昌五极力效忠日军，曾先后拉拢我干部投敌，并经常配合日伪军“扫荡”。他还经常在周边任家庄村、塘坊村、萧尹村、樊家庙村、两县村、宿家庄村、南吉林村、孙家庄村、冀家庄村、柳渠河村、泉子村、仙庄村等村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第二，这个乡公所只有十几个自卫队员，十多条枪，几个老兵油子，多数是“土狗子”。他们认为有日本人撑腰，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平时打开大门睡觉，哨兵也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第三，老鸦窝村距游击大队驻地——吉林村2华里多路，队员对这一带地貌、道路熟悉，村内又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收集敌人的情报和掌握敌人的动态，良好的群众基础是打好这一仗的有利条件。

    根据群众的意见要求，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明训及何子健、陈有时、赵志恒、杨立芳等研究认为老鸦窝村南面西面临沟，东面北面靠公路，易进易退，是歼灭伪十区乡长赵昌五的好地方，决定进行夜袭。

    8月的一天，黄昏后，在游击队驻地附近的吉林村南岭大庙里，游击队员与地方党员汇集，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刘明训宣布了参战人员的分工：第一组为突击组，由何子健、陈有时带领，10个队员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队老战士，他们是这次攻打乡公所的主力；第二组打增援，由赵志恒、杨立芳带领，10个队员也是会打仗的；第三组是后卫，除核心小组负责同志外，还有几个地方党员配合这次行动，并规定了行动时间、行动计划、进军路线和联络信号。

    深夜十一点半，游击队从吉林村南岭小庙出发，战士们手腕上都扎着一条白毛巾，行进在洒满月光的乡间崎岖小路上。有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有些紧张。刘明训大队长要求大家严守纪律，注意隐蔽，一切按计划行动。凌晨一刻多，队伍靠近老鸦窝村东南角小河边。

    老鸦窝村有四五百户人家，村子东西狭长，将近2里，一条小河自村东南向西绕村向北而过。为防备敌人增援，队伍在村头村尾各派了岗哨。突击组在何子健、陈有时带领下摸进老鸦窝村悄悄地接近乡公所时，住在里面的乡自卫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剩值班用的一盏小煤油灯，透射出微弱的光芒。乡公所坐落在村中间一个赵氏宗祠内，门口有一对石狮，一个敌哨兵抱着枪斜靠在石狮旁睡的正香。队伍逼近祠堂门口，最善于打快枪的八路军老战士拿起“德国造”，“砰”的一声，敌人应声倒下。

    突击组迅速冲进祠堂东营房，打亮手电，高喊“举起手来!” 东营房里的乡自卫队员，正挤在坑上睡觉，有的穿着裤头，有的赤身裸体，狼狈不堪。乡自卫队员们见到游击队队员站在面前，一个个吓得连忙爬起来跪在坑上举手投降。游击大队队员们迅速进屋把敌人的枪支收了起来，一屋子乡自卫队员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攻击西营房的增援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6个乡自卫队员围住，其中一个躲藏在床底下，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不到10分钟，战斗结束。

    战斗结束了，却不见了正房伪乡长办公室的赵昌五。正在游击大队队员们全力搜索他时，忽然有一黑影向北窜去，“谁？”游击大队队员们大声问道。黑影并不答话，“砰的一声！”只朝后打了一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刘明训举起枪来，朝黑影就是一枪，黑影应声倒下。游击大队队员们上前一看，击毙的正是作恶多端的敌伪乡长赵昌五。

    此次夜袭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缴获手枪、匣子枪各1支，长枪10余支，其它物资一宗。

    除掉了这个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欺压、敲诈群众的伪乡长后，广大群众都为之高兴，奔走相告，从而扩大了我党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地方武装的影响。

    （7）刘明训壮烈牺牲

    冬初，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明训同志，到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汇报完工作，赶回益东地区时，行至牟家庄附近，被反动的“红枪会”抓住，押送到朱崖敌伪据点。刘明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政治利诱，坚贞不屈。日本军官恼羞成怒，扬起寒光闪闪的东洋刀便向刘明训一刀劈去，刘明训机警地侧身一闪，避过刀锋之后又朝日本军官的脸上一口唾沫吐过去，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伙十恶不赦的强盗，中国人民自有收拾你们的一天！杀吧！……”刘明训壮烈牺牲了，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爱国精神如昭昭日月，永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