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心担忧。毛泽东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上主要有三个焦虑，前两个是担心国际帝国主义的颠覆和国内右派势力的破坏。建国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一直处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封锁和包围的国际环境中，捍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安全面临较大压力。但是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起的牵制作用特别是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列强通过武装侵略来达到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图谋破产。鉴于此，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表明他对西方国家在斥诸武力失败的情况下可能转向通过内部渗透达到改变共产党进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策略转变有着高度警惕。而国内极少数右派势力虽然气焰嚣张，但力量太弱，缺乏民众基础，加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行互不开放的情况下得不到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其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下难成气候。因此，毛泽东认为，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重点就在于第三个，也即党自身的蜕化变节。特别是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认为，苏联以“老子党”的身份强行要求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属于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平外交政策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赫鲁晓夫还放弃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之一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所谓的“（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三和论以及“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论，明显是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企图对帝国主义妥协，因而明显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这使他把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发展商品市场的观点误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是毛泽东将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由反“右”派转移到党内反“右倾”，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搞党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原因。

图一：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的形成逻辑

    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局限理解。1956年苏共二十大掀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后，虽然毛泽东鉴于苏联教训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因而实际上仍教条化地把单一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本来，毛泽东自己也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还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等思想。然而由于后来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个别观点和论断的僵化理解，这就直接造成了他错误地把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主张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商品市场和农村包产到户政策视为“资本主义”并把他们列为“走资派”的假想敌。

    四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承受着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压力，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共在这一时期在外交战略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和国内的“三线建设”。1963—1964年中苏之间围绕谁坚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开展的激烈论战，导致两国关系全面破裂。毛泽东认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更使得一贯坚持马列真理的他在对社会主义及其建设路径的理解上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词句，从而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所作的个别论断和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就很容易地把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提出比较适合我国实际的农业包产到户和发展商品市场的主张视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联系到国内存在的“右”派势力和他所主观认为的党内“右倾”，因而毛泽东更加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来自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的破坏，而党内高层主张农业包产到户和发展商品市场的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势力和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司令部”。这样，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严重误判的情况下，通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届十中全会，将阶级斗争理论逐渐逻辑化、系统化，并把党内的正常的政策分歧视为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

    从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来看，存在着正确的主观动机和错误的思想认识相互交织的复杂特点。因此，应对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做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既要看到这一思想在当时存在的历史局限，也要分析和挖掘其内在的合理部分，总结其对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镜鉴。

    四、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建思想的合理内容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法是内部渗透，其中又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渗透，通过金钱收买、价值观诱导、推动官员腐败等方式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西化势力，使他们逐步淡化并最终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期等到这批人逐步掌握国家政权后按照西方政治价值观行事，最终自动放弃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正是被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等西方政治价值观下走向解体和坍塌的。同时，西方势力极力丑化共产党形象，把共产主义形容为极权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共产党出现的错误无限夸大，制造思想混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失去信心与信任。

    从西方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颠覆图谋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对于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具体来看，毛泽东这一思想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来讲，有着以下合理内容。

    （一）重点在于抓好各级领导权，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在斗争对象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斗争重点主要是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各级领导干部又特别是高级干部。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指挥部，因此提出要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卓越党和国家领导人视为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在共产党高层的代表，明显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注意整顿中央层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保证党的最高决策层和权力圈的绝对纯洁性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力，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党建过程中抓主要矛盾和关键少数的思想。这是因为：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影响整个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的作用。高级干部虽然在党员干部比例不大，但他们的思想状况、政治倾向和行为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党的政治生态是否良好，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否巩固。因此，只要抓住了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这个“少数关键”，以上垂下，层层抓起，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纯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得到稳固。赵紫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国际共运遭遇重大挫折的紧要历史关头犯了支持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发动的反革命暴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如果不是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世并进行干预，联系到后来的苏东剧变，其政治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二）关键在于维护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侧重于从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清理党内改变社会主义立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蜕变分子，维护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绝对纯洁，把党自身建设成为金刚不坏之身。这是因为：

    首先，我党处于敌暗我明的斗争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党自身抓起，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朝鲜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颠覆策略由武装侵略转为以内部渗透为主的“和平演变”。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已经提出要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思想，从后来苏东剧变的后果来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一思想的确带有作为战略家的高度预见性和自觉性。敌对势力为达到改变共产党员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采用的阴谋与方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处在明处，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隐性渗透，容易陷入被动。因此，只有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及时清理党内的异化蜕变分子，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样任凭西方国家如何使阴招，中国共产党都能立得住。在革命时代，我们党就十分注意清理混进党内的汉奸、投机分子、叛徒和特务，保维护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纯洁，从而在紧张危险的革命形势下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和党的先进性。

    其次，保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的取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力的程度如何。底层群众是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极分化，他们的利益肯定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苏联行将解体的1991年的全民公决的民调显示，苏联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民众仍然选择保持苏联,而到苏联解体后由于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原有的党内异化势力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俄罗斯经济急剧滑坡，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自身的领导集团决不能出原则性问题，不能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颠覆性错误”。邓小平在“六四风波”后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这都强调了保持共产党自身特别是高层的政治定力对于保持党的清醒认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端重要性。

    （三）核心在于必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谬俗论”所认为的毛泽东要整党内其他领导人进而巩固自身权力的党内权力斗争的借口，而是要通过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清理他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初衷与核心。

    首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资本主义敌视颠覆社会主义的形势下，敢不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不敢与敌对势力作斗争，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试金石。人类社会并不是整体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的薄弱环节中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诞生的，这就决定了在少数国家先行进入社会主义后，必然面临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威胁。毛泽东是坚定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如果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执政理念和政策倾向上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是共产党，就是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所犯的“修正主义”。当然，他后来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具体结论和观点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从而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把党内一些同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意见主张视为违背马克思主义并由此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但这并不影响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其次，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最容易犯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和消极懈怠，加上外部又有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图谋，因此，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忘记或放弃了党的奋斗目标，就可能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3页。]，虽然毛泽东在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存在着主观夸大的误判，但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毛泽东对保持党的纯洁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持着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同样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其实质就是要求全党无论走到哪一历史阶段、取得多大的历史成就，都必须不忘党成立时的宗旨和目标，都必须始终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五、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建思想的历史局限

    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到那个时代物质条件、党建实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需要结合当代党建的新形势、新实践和新要求，对毛泽东这一思想进行认真研究鉴别，剔除其不正确成分，弥补其不完善成分。

    首先，对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定标准和范围有待扩展。毛泽东主要是从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蜕变分子是否掌握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权力来界定是否属于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当然，这是最主要的标准。但是作者认为，对于“当权”应当作历史的发展的分析。权力除了政治权力外，也应当包括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防止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范围除了掌握政治权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重点是高级领导干部外，还有属于党员且具有一定职务的公共知识分子、管理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影响党的决策的高级智囊团，以及具体从事国家财产经营管理的各类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权力监督和政治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走资派”的含义，他在一定时期错误地把主张包产到户、允许商品交换、发挥市场调节等党内其他同志的具体主张视为主张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他更多是以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政策意见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和具体词句来判断他们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与他晚年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化地等同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观点有关。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判断依据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造成了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错误地视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并导致党内政治生态扭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本文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政治立场改变，崇拜西方价值观念，贪污腐败严重，淡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立场，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期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将国家资产转变为私有财产、恢复私有制；二是掌握了党和国家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和影响力，具有改变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国家前途和命运安排的权力或潜在权力；三是在党内形成了一股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势力，通过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在党内搞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非组织活动，形成了宗派主义。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加以整体分析，才能作为判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标准。按此标准，文革时期强加给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走资派”罪名就是不成立的。

    其次，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作出明确的区分，避免因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而误判形势，树立“假想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就是在运动中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而不能教条化地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具体观点和个别结论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党的一些政策和主张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上符合中国实际国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共同富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经典作家当时所提的一些设想和个别观点，也不应当视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不应当把主张这些政策的同志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应当承认，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党建思想对于保持党的思想和组织纯洁，防止西方国家的内部渗透与“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一定的警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他晚年违背了自己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忽视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把社会主义教条化地理解为就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主张一大二公，搞事实上的平均主义。正是在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当时并没有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事实，把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视为“假想敌”，主观臆断地把党内正常的政策分歧判断为他同刘少奇等同志之间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立场的对立，并将其夸大为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造成党内政治空气的严重紧张和党的民主生活严重破坏，并且导致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加重了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

    再次，对清理党内蜕变异化分子采取的方式方法应做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内的问题无论是正常的党内分歧和矛盾还是党与走资派的根本矛盾的解决都应该依靠党的组织，按照党纪国法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而不宜采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在对党内形势错误估计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党内各级领导机关内部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依靠已有的自上而下的途径已经不能达到清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发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群众起来“造反”（注：这里的造反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揪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但是，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后，就明显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和控制，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并造成了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原本想通过依靠群众来达到整顿党的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就必须保持社会团结和秩序稳定，因此革命时期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也就不能成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矛盾的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机制和能力，通过党自身的力量，依靠组织化程序和党规党纪是完全可以解决好党自身面临的问题和危险的。

    最后，从斗争布局来看，应当实现由侧重于“整”向侧重于“防”转变，从而提高维护党的思想和组织纯洁的预见性；同时，在注重同党内不健康现象和力量作斗争的同时，也要更加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促进党内和谐。毛泽东一生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应当肯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是没有错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带领被压迫阶级进行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但是，毛泽东由于夸大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的具体分歧，在当时党内并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况下把党内正常的政策分歧当做是阶级斗争，并用阶级斗争对付敌人的办法强调对他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整”。而“整”这个字在实践中又被党内一伙野心家所利用，变成他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人身迫害、屈打成招、伪证逼供等阴谋诡计的手段，使得当时党内人人自危，党内政治空气异常紧张，这与他曾经提出的“六又”政治局面的党内理想政治生活完全相悖。

    应当讲，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共产党客观上面临着像苏联解体式的危险，但是主要的措施不是待到危险出现之后再来对党内的“西化”分子进行组织“清理”， 而应该增强预见性，坚持源头治理，把重点放在日常的干部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平时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政治倾向和行为作风的监督和检查，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要更加注重“防变”而不是等待危险爆发后、局面严峻时来“整”和“斗”。同时，在平常的拒腐防变过程中，也应本着毛泽东曾主张和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确实认识到根本错误、愿意并实际改变立场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党纪党规依据事实和情节通过组织程序进行妥善处理，不应采取秘密审查、人身攻击等“四人帮”曾经严重破坏党纪规定的非组织的野蛮非法行为，更不准鼓动群众暴力“揪斗”、“批斗”，必须以事实和党纪为准绳，注重证据，不能采取嫌疑推定扩大打击面，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对于违反法律的应当交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以便保持党内和谐的政治生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