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从电报最后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苏联对我党的援助会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如果苏联同意提供援助，那么就要尽快对援助的技术兵种、运送方式、到达的时间及如何使用进行磋商；如果苏联不同意直接援助，那么依目前红军的装备就很难攻克这些城池和围寨，宁夏就难以占领，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作战方向。我们看到电报中这样讲虽然有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因素，但对情况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向这个地区的进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清醒的。

    （6）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鉴于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困难情况，难以供养大军，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巩固。如果苏联不提供武器装备，那么宁夏的堡垒和围寨就很难攻克，红军也就难以占领宁夏地区。同时，在和南京谈判不能取得成效，让土著统治者让出防地的情况下，就只有向甘南、陕南和豫西、鄂西方向出击，以图求得生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封电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战略方针的同时，着重是希望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因为这是顺利取得宁夏战役的必备条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样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依据前文我们知道，党中央已经初步同意由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并将这个行动方针报告了共产国际。这显然是一条从战略上向西发展的方向。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发展的方针呢？我们下面引用史料做出进一步分析。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的意见，认为“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一是“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区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甘、鄂发展”。二是“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易解决。”

    对于这样两个方向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经过研究后作了答复。九月八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且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西北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九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立即准备西渡黄河》的命令，指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区发展。他们对南京亦在进行外交。”“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河为宜，一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在十月上旬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张国焘给徐向前、周纯全发出《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军》的电报，认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同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称：“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作战建议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静宁、会宁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牵制王均部，吸引胡宗南部。[24]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党中央电报和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报中均提出了红军向西北宁夏、甘西和向东南、南部这两个发展方向的主张。从当时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红军向东南、南部发展，这是一种向国民党进攻的恣态，是一条内战的方向，势必给我党政治上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向西北发展，一方面可以巩固抗日后方，因为西北是日本人难以控制的地区，同时还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以奠定持久抗战的基础。因而向西北发展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生存发展这两大主要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军的发展方针上，党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要向青海、甘肃、宁夏和绥远西北方向发展，要打通和国际的联系；在发展路线上，红一方面军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而红二方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作为一支牵制力量配合行动。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时，张国焘表示异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中央在了解情况后，最终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电报指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5]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决不允许进入新疆，在占领宁夏后即可提供援助的电报后，于是调整了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分兵取宁夏、甘西的战略方针，重新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取宁夏的计划。

    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布署》：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掠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26]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实际上就有了以后宁夏战役计划的雏形。党中央之所以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占领宁夏后，就会提供援助，这样集中两个方面军攻打宁夏，就更便于宁夏计划的施行；

    二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要红军占领甘西后，从新疆或外蒙对这一进军方向的红军提供援助，而根据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对这一地区的堡垒和围寨是很难予以攻克的，况且共产国际明确说明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这就使这一路红军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

    三、在红一、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取得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后，就比较易于攻取甘西；

    四、两广事变解决后，胡宗南部已经由湖南向陕甘快速挺进，能否扼阻胡宗南部，是宁夏战役计划施行的关健。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单靠红一方面军有顾此失彼之感，因而需要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经过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后，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然作为预备队，担负牵制力量。在攻占宁夏，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分兵占领甘西。

    由于胡宗南部进入陕甘，使红军面临的局势趋向复杂，扼阻胡宗南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红二方面军和陕北游击支队牵制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扼阻胡宗南部并相机消灭之。从这个计划看，扼阻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四方面军暂时放弃青海、甘西计划，和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同时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这在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指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党中央在第二份电报中认为：“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九月十七日的电报中又指出：“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十五日和十七日，毛泽东连续致电聂荣臻、彭德怀，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的情况，部署红一方面军“在一二日，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27]

    从以上所引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等地区，因为红一方面军由于防范宁夏“二马”在甘宁边境不能南下，因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只有依靠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鉴于当时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如果胡宗南部一旦占领了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那么就会不但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甚至可能导致宁夏战役的流产。因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催促张国焘一定要赶在胡宗南之前抢占界石铺地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确定了对红军援助的地点和时间，同时由于胡宗南部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迅速向陕甘挺进，中央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即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青海、甘西，变为两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仍然担任牵制任务。由于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因而能够扼阻胡宗南部乃至消灭其一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施行的关健。鉴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宁边境牵制宁夏二马，难以南下，因而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就使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随后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以及西北局内部的激烈斗争，同时又成为十月红军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渊源，造成了后来西路军孤军冒进的结局。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央确定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张国焘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先机占领甘北，是实现我们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嘛！你们想想，如果继续北上到靖远一带再渡黄河，势必与胡宗南接战，能脱身渡河西进吗？与陕北中央会合了，再西渡黄河有保证吗？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从永靖、循化一带渡河西进最合适。”[28]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张国焘反对北上是因为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就难以脱身西渡了，同时也担心在同胡宗南作战中损耗实力。而在会师前，还有渡河西进的时机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