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经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了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提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若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技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56]

    在张国焘这一大段关于西退的自白中，讲到他和陈昌浩的第一次争吵，实际上是在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北上决定后他和陈昌浩就北上和西退的不同意见进行的争论。张国焘在回忆中将自己违背西北局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反说成陈昌浩要改变军事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在甘南滞留的责任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与史实不符的，其他还有象他说的陕北好象没有他们就难以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就带有几分吹嘘。至于张国焘说陕北中央赞同他们向西退却，也没有准确地反映史实。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原先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又一度同意由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后，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除了这几点外，我们看到其他内容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这个回忆中，张国焘鲜明地表露了他主张的西退计划。这个西退计划在张国焘的行动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忆中来解析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后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西渡，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退计划。这也就是后来西路军形成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国焘讲了他不愿意到陕北的原因：一是他认为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开进陕北后，他对抗日局面能否形成表示怀疑。如果到了陕北，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必然要承担起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重任。因而，从避战考虑，他自然不愿意到陕北。二是他处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考虑。张国焘借用多数人的口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先执行西退计划，要到河西走廊去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他再去陕北。三是他说陕北粮食缺乏，难以供养大军。这确是实情，不过为什么张国焘不主张向东发展，而主张向西退却呢？东部应该更有发展的潜力啊！四是红军三大主力均到陕北，会吸引敌人集中兵力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这种说法倒更像一个借口。当时经过长征后，红军三大主力均遭到了消弱。只有集中主力，才能显示出力量，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同时，红军到达陕北，兵力集中后，当然会吸引国民党军到这个地区。而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二方面军的总和还要多，作战的重任必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在张国焘当时没有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他要保全红四方面军，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他今后在党内的发展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他想让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退却，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此来巩固乃至提高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从张国焘的回忆中看到，当时有不少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这也可以从我们现在搜集到的有关史实资料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这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不仅是因为对东进北上和南下西退的认识理解不清，而且也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统治所形成的盲从有关，也是处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局部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需要的结果。这就构成张国焘能够实施西退的组织基础。

    张国焘虽然对自己向西退却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我们从张国焘对西退计划的回忆中看到，他当时不仅有这样一个西退计划，而且对这个计划的施行坚信不已，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而且这个计划还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支持。虽然在甘南，张国焘向甘肃、青海退却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随后北上会师后，张国焘在渡河期间却置中央要求击破南敌于不顾，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九军过河，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迫使中央承认，以图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实现他向河西退却的愿望。这样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是战略方针的分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下面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认识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这种分歧，首先是由于他们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造成的。

    张国焘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退出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北上东进，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从而遭受很大损失。因而就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休养生息。川康和甘肃、青海就是这样的地区，因而他提出南下西退的路线。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革命根据地是通过进攻创建起来的。红军退出根据地后，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更要提高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仍具有较强的力量，是能够通过和国民党军作战创立根据地的。川康和甘肃、青海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扩红筹资困难，处于这一地区就会使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向东发展，人口众多，物资丰富，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腹心区域在东方，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适应民族战争的要求，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向北发展，地域开阔，便于回旋，不易形成敌之封锁，而且靠近苏联，也便于打通苏联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形成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之间的策应与支持。

    我们知道，张国焘的南下已经失败。在南下失败后，他又想西退。张国焘只看到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存在着蒋介石中央军与各派军阀的矛盾以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同时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些矛盾的作用和发展就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看到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孕育着向高潮发展的因素，因而主动地、自觉地为摆脱低潮创造条件，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因而就要北上东进，而不能南下西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认识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红军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2）利益问题。

    张国焘除了这种认识的分歧外，还有利益的纠葛。这种利益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自己所主张的战略方针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提高自己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地位与影响力。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东进北上路线，而张国焘则提出南下西退路线。在南下失败后，张国焘又极力主张西退。到底那个路线是正确的呢？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广大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干部也没有认识清楚。当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有优势，而张国焘在中央却不占优势。虽然后来应张国焘的要求中央同意增补了几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张国焘在中央仍然难以取得优势。如果按正常表决，由于张国焘在中央不占优势，他主张的南下西退路线就很难在中央通过，化为党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因而，他就想通过自己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迫使中央承认他的路线，通过自己所主张的行动路线被中央接受，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事实上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处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因而主张向西退却。如果张国焘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角度，提出向西退却主张，就便于打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从而使张国焘的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产生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从他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是从红四方面军全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到更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便于张国焘获得更多的支持者。我们看到，张国焘主张西渡的原因是由于北上要和胡宗南部作战。他以前主张南下，也是处于担心与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缘故。这样不论南下还是西退就绕开了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达到了保全红四方面军的目的。这样他以保全红四方面军的名义来要求西退就便于获得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承认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并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沾染本位主义的气息，而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我们可以从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由红四方面军攻打包座来得到证明。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确实有一些高级干部在保存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上和张国焘有着一致性。

    三是张国焘处于保全个人利益的考虑，主张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陈昌浩及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担心如果到了陕北，可能要他交出兵权，这是张国焘所不甘心的。因而他要到青海、甘肃去，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重新创立一块根据地。如果张国焘创建的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红四方面军在发展中进一步壮大，他觉得中央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就不但可以继续保持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时也取得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基础。这样处于保全个人权势和地位的需求，就成为张国焘极力主张西退的内在动机。

    张国焘也提出如果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在陕北，就粮困难，难以养活大军。初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不过，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向东发展，却一直坚持向西退却呢？这显然是一个幌子。当然，我们也承认，长征结束后，几万大军集中在陕北，就陕北的经济条件来说确实难以供养大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东征、西征，实行的宁夏战役，包括张国焘向甘肃、青海的退却，都是为了拓展根据地而展开的行动。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中央实施的宁夏战役是正确的，而张国焘向甘西的进军就是错误的呢？他们可都是向河西的进军啊！

    我们认为，宁夏就西北地区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经济条件较好，便于供养大军。从当时发展态势来看，如果控制了宁夏，我党就不但可以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有力地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发展，而且鉴于宁夏是西北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还可以打通苏联联系，东出绥远，西进甘肃和新疆，大大改善我党在西北的处境。当时共产国际表示红军攻占宁夏后，就可以给中共提供援助，这也是发动宁夏战役的一个重要原因。占领宁夏后，红军还可以随时出动到绥东抗日，国民党军也难以通过沿河封锁将我军局限于河西地区。

    如果向甘肃、青海退却，那么，不但在政治上对我党不利，同时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军就有可能局限于河西地区，难以向东发展。而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在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退出根据地，遭到严重消弱，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我军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分兵更有利于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因而从大局计，我军只有联合行动才能完成重大的军事行动。同时，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各自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肃、青海，这又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实质上反映出张国焘是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挥，还是以此来谋取私利，仍然要搞“独立王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不是最终为了向西退却，而是为了向东前进而向西所作的一个小的退步。这个退步就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东发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了前进而向后退一步的道理。而张国焘的向甘肃、青海退却，则是将红军主力拉向甘西，而反对红军向东发展，这样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得到发展。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形式上同样都是向西发展，但是却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后，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甘西进军，并将这个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对红军从宁夏提供援助后，同时也鉴于宁夏地区的经济条件及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在宁夏战役完成后，再向甘西进军。但是张国焘却仍然坚持向甘肃、青海退却的主张。因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以及三个方面军之间，同时还包括西北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取消了西退计划，率军北上。但是这种斗争却耽搁了时间，先前南下的胡宗南部这时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迅速北上，从而使北上执行宁夏战役的形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由于西退计划在张国焘心目中已经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虽然这次在甘南没有能够实现向西退却，但是随后宁夏战役执行期间，就又一次乘机发作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