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张国焘西渡的斗争。

    张国焘西出青海的错误主张，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当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对张国焘西渡黄河洞若观火，真切认识到红四方面军西渡是由于躲避胡宗南部作战，从而使红一方面军失去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的机会，这将导致胡宗南部直接压向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作战面临巨大困难。

    九月二十五日，聂荣臻在复电毛泽东时指出：“ 大帅（指张国焘。—引者注。）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二十六日，彭德怀就张国焘的西退计划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说：“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认为张国焘所说在渡河后援助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至于张国焘所提出红二方面军经略阳、郿县，接通红一方面军的提议，“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当日，彭德怀还致电西北局与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委婉地指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欠妥善”，红四方面军出青海地域虽大，但无发展余地，天险限制不易作战，而且会失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配合，造成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建议西北局“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在得悉张国焘要西渡黄河进军青海时，也以焦虑的心情于九月二十五日就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作战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电文表示：

    （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加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

    （丙）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47]

    九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秦邦宪、王稼祥，请中央决定四方面军的行动。电文说：“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48]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西渡，要求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这样来自红军三大主力中其他两支主力领导人的意见，就成为推动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徐向前回忆：“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49]原先徐向前是主张西渡黄河的，这时他转变了态度。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而朱德本来就反对西渡，主张北上。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逐渐转变过来，这就成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推动张国焘北上的一个有力因素。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斗争，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朱德等人不懈的斗争，中共中央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并做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当时西渡黄河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样就使张国焘对进军方向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这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的背景。

    （5）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又重新确立北上方针，挥师北上。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举行会议，研究、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

    会上朱德对张国焘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与帮助，指出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徐向前、陈昌浩也纷纷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这样，在朱德和西北局成员及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强烈要求与主张下，处于无可奈何境地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会议最后重申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做出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对此，肖克指出：“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徐向前也指出：“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

    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结束后，九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通报了北上决定：“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50]

    获悉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后，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立即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51]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其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进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钳制胡敌。”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临潭等地向北前进。[52]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53]

    这样经过一番艰难复杂的斗争，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了。

    （6）红四方面军北上面临的局势出现隐忧。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回头北上时军情已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对此张国焘说：“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陈昌浩曾说：“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首次西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前，局面当大有不同。”[5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节外生枝，主张西渡，从而延误了北上时间。这样就使得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形成对红军作战的有利态势，使红军失去作战先机，造成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红军难以及时扼阻胡宗南部。而能否扼阻胡宗南部却是宁夏战役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样基于难以扼阻胡宗南部而导致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就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甘南期间，张国焘又一次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后来张国焘在谈到这次西退问题时曾说：

    “我们乃决定全师北上。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就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同我们的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55]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了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往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求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要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住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容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受到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到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