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非常激动和思念，在西花厅二十多年的情景，在我脑海中翻腾。能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位伟人身边工作，亲身经历过、体验过伟人的崇高品质、高尚情操和伟大的人格魅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今年2月4日是邓大姐诞辰120周年，邓大姐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1968年11月，我被派到西花厅工作，心情既紧张，又激动。我在西花厅的客厅里见到了邓大姐，她是那样慈祥、谦和、平易近人。第一次见面，邓大姐教我怎样做人。她握着我的手说：“小张，欢迎你来西花厅工作，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人民服务。”我说：“邓大姐，我有做不好的地方，请您多批评。”邓大姐说：“这儿的事情很简单，开始不熟悉，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情你尽管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邓大姐的亲切话语，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我要尽快熟悉工作，做好工作。

    “文革”期间，周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工作异常繁忙，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很少，有时连按时进餐都很难做到，日理万机，呕心沥血。邓大姐和周总理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心理压力，周总理的冠心病加重，邓大姐对周总理十分关心。因为作息时间不同，他们经常见不了面。晚上邓大姐该休息了，但她心里总是惦记着总理，她经常打电话到总理活动的地方，找卫士、医生了解总理的身体和进食情况，让他们写条子给总理，提醒总理休息。每天的菜谱大姐都要过目，根据身体和工作状况进行调整。总理和大姐吃饭很简单，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常吃粗粮。

    1972年，总理患了癌症，但他仍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不能按医疗组制定的计划进行治疗。邓大姐深知总理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奋力工作。她顽强地承受着。她时刻关心着总理的病情，总是耐心地听取专家、医务人员的病情汇报以及制定的医疗护理方案，对医疗组的工作给予密切的配合和真诚鼓励。

    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刚举行完，她就召集所有的亲属和总理医疗组成员、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教育，对医疗组的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邓大姐是20世纪伟大的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她为革命无私无畏，在革命年代经历了出生入死的考验，在国家建设时期做了大量妇女、儿童工作。她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

    她胸怀坦荡，正确地对待总理不让她在政府任职的决定，一直保持着低调。总理压低她的工资，国庆十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总理把她的名字划掉。她不追求名利，常常为大局牺牲个人利益。她说：“我很理解总理的这些做法。”

    1976年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服从党的决定，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主席等要职。她的工作量突然加大，批阅文件、参加会议、会见外宾，工作起来常常忘记休息。她常说：“我要革命加拼命。”“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她不顾年高，奋力工作，经常带病参加各种会议及外事活动，工作尽职尽责。邓大姐最喜爱的诗句是“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它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这是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副委员长。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又经过了十年“文革”，很多国家不了解我国情况。为了打开国际交往的局面，增进了解与友谊，党中央决定邓大姐率团出访。为此，邓大姐出访了多个国家。我曾跟随邓大姐出访过几个国家，亲眼看到这些国家，对邓大姐是用国家元首礼仪接待的，非常友好，也表达了他们对周总理深情的热爱、崇拜和思念。邓大姐以诚恳热情、不卑不亢、认真自如的外交风范，受到对方的尊重和爱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为增进国际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访问斯里兰卡的飞机上，邓大姐把她的签名赠送给我，她是这样写的：“邓颖超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号于飞机上 书赠张心莉同志”这一意外的收获，令我高兴万分，这是对我的巨大鼓励，我要努力做好工作。

    邓大姐正确对待疾病，以预防为主，平时坚持锻炼，如：做八段锦，散步等，非常注意随着气候变化增减衣服。她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做保健工作，首先要保健好自己。”有时，我们不小心感冒了，大姐就要说这句话，我们感到很内疚，经常用大姐的话提醒和要求自己，因为病了就要影响工作。

    邓大姐年老体弱，80年代患过肺炎、胆结石，做过两次手术，骨折过。每次患病，她总是积极配合医生做各种检查，认真听取和采纳专家、医务人员的治疗方案。她面对疾病非常坦然，积极配合医生、护士进行治疗，并说：“既来之，则安之……人的一生要与天斗，与地斗，也要与疾病作斗争。”在她身边工作，我亲眼看到她是如何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的，亲身感受到她那不畏困难、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邓大姐对待我们工作人员，像慈母般地从政治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使我深受感动。她关心我们的政治进步，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与入党问题。“十年动乱”期间，西花厅党支部生活仍然正常进行，医生、护士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保健处的政治学习时，就参加西花厅的党支部活动。更有幸的是，在支部会上，能够聆听邓大姐的谆谆教诲。她常说，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要客观，不要犯主观主义，不要搞派性斗争。

    20多年来，邓大姐对我及我的全家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我刚到西花厅不久，那时小药房在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新华门路南斜对面。有一次我去小药房取药，回来的路上突然下雨了，府右街很难找到避雨的地方，我就冒雨骑着自行车回到了西花厅。衣服淋湿了，因为盛药的背包是人造革的，它不透水，所以药品没有被淋。我回到西花厅时，被正在后走廊的工作人员霍爱梅看到了，她告诉了大姐。一会儿，她拿来一套军装到宿舍对我说：“大姐听说你淋雨了，她让我把她的这套军装拿来给让你换上，怕你着凉。”我说：“谢谢大姐的关心，我自己有衣服换。”大姐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虽然刚被雨水淋得浑身发冷，大姐的一片爱心，使我心中的一股热流温暖全身。

    我生病了，大姐派工作人员到家中看望，带来了营养品和水果，并带话给我，让我安心养病，病好了再来上班。邓大姐的关怀令我感动不已，只有病好后，努力工作来报答。

    邓大姐工作很忙，我们个人的事情不想让她操心，但她的消息很灵通。1978年秋，我婆婆来京看病，患了肺结核，住进解放军309医院，邓大姐让安师傅买了鸡和鸡蛋送到我家，让给我婆婆补充营养。我婆婆含着热泪激动地说：“邓大姐那么大的领导，还关心我这个农村老太太，我何德何能啊，快谢谢她吧！你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1988年《周恩来手迹选》出版了，邓大姐知道我老伴周述华喜欢书法，就送他一本。周述华收到书后，爱不释手，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研究周总理的书法。2017年9月，他写的《周恩来书法艺术探微》一书，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阅批准，2018年由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外唯一一本解释周恩来书法的成因和成就的书。邓大姐对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