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撒江河　碑树人心中”，这是赵炜同志在＂学习伟人风范　争做合格党员＂专题党课上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５月３１日，周恩来邓颖超生前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赵炜同志应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之邀，为周恩来纪念地近百名党员开设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孙晓燕主持党课。

    赵炜是1955年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专题党课上，年逾八旬的赵炜老人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根据自己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赵炜用当事人的第一视角，从严守党的纪律、践行党的宗旨、忠于党的事业等三个方面，介绍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许多故事。

    邓颖超从报上得知南昌起义

    赵炜说，周总理是共产党人中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绝不会对邓大姐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

    1982年，电视上放《八一南昌起义》，正好邓大姐在家。电视上放：周恩来拿出红枣，告诉贺龙，这是小超带给你的红枣。大姐说：还买红枣呢？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不知道。这叫演戏。看到邓颖超送别周恩来下楼，一直送到水边，周恩来上船，大姐说：“我连楼都没下，什么送到船上啊！这不是事实，这是演戏，艺术加工，听听而已，看看而已。当年周恩来走的那天晚上，只是告诉大姐去九江，没有说去南昌，更没有说去九江干嘛，也没有说什么时间回来。大姐不会问。大姐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

    周总理在癌症住院期间对大姐说：“我肚子里有很多话没有说。” 大姐也对周总理说：“我肚子里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大姐从不随随便便进总理办公室。大姐要叫总理休息，总是扒着门，说：“恩来啊，你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别看了，动一动吧”。但从不进门。别说总理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大姐也不随便进。大姐在院子里散步，看到我们在办公室里，也只是透过窗口摆摆手。

    赵炜说：总理对自己非常严格。总理有次交代保健医生：规定自费的药（指西洋参），我们要交钱。请记上账，每月结一次，一定要交钱，不能违反规定，占公家便宜。总理又交待，这件事不要对外宣扬。

    周恩来不让邢台灾民顶风坐

    赵炜介绍周总理以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１９６６年３月邢台地震，周总理在地震第二天就赶到灾区。4月1日，周总理再次来到邢台地震重灾区进行视察。一天之内先后到了五个受灾严重的村庄视察和慰问，滴水未进。在巨鹿县受灾最严重的何家寨大队，几千名灾民坐在地上等候周总理讲话。周总理到了现场，没有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木箱上演讲，而是绕着灾民走了一圈，走到灾民的身后。秘书也捧着木箱跟着周总理。原来周总理察觉到灾民的坐向都正冲着风口，自己便转过身调整位置，让灾民背风坐，而自己顶着风演讲。事后，周总理对县委书记说：“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让老百姓吃苦在前，而自己吃苦在后？”

    赵炜说周总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虚怀若谷，经常检讨自己，严格地自我批评。如果部长犯了错误，总理不是乱指责一通，而是首先是讲我的责任在哪里，然后才指出部长哪里有问题。所以部长们都感到温暖，心服口服。部长们对总理的批评没有反感，都知道去改。

    周恩来住院但没有安心治疗

    赵炜介绍，周总理在文革中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