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

　　　　　　　　　　　　　　　 ———— 周恩来

                   不拜泥菩萨

周恩来六岁那年初夏。乳母蒋妈要去淮安东岳庙烧香还愿，想带大鸾（周恩来的乳名）一块去。大鸾妈妈说：“去就去吧，头一次进庙，当心不要吓着。”妈妈说“大鸾胆大，不碍事的！”于是，他们就一块去了。

蒋妈带着香、黄表纸，走一阵，歇一阵。她向大鸾说，菩萨很灵验，磕头许了愿，他就保佑人平安。蒋妈家小女儿曾经肚子疼，发烧，怎么也治不好，蒋妈去许了愿，后来好了，今天蒋妈打算去还愿。看蒋妈那种神秘认真的样子，大鸾时不时地眨着一双大眼睛，感到很新鲜。

庙里人很多。大殿里迎面是一座大菩萨，比真人大得多，眉慈目善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前面有一个大香炉，两旁竖着蜡烛。香火把大殿里弄得雾气腾腾，烛火有点黯淡无光。拜垫上，一个人在磕头，口中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后面排了一溜人，都是等着拜菩萨的。

大鸾趁蒋妈不留意，悄悄走到了大殿东侧。只见一排神像，白脸的、红脸的、长胡子的、没胡子的都有，摆出各样的姿势，好象戏台上演戏的人一样。在一个角落里，大菩萨身边还有个小菩萨，也许跟大鸾年纪差不多吧！仔细看，小菩萨的一只膀子是断了又装上去的，手指头破了皮。他不由自主地捏了一下，原来是泥做的。大鸾想起，舅舅上次从外边回来给他带的那个泥娃娃，不小心打破了，不也是泥做的吗？正想着，忽听蒋妈在喊他：“大鸾！过来跟我一起磕头呀！”那边蒋妈跪着，等他过去磕头。

“我不磕！” 大鸾没有听从蒋妈的话。“为什么”蒋妈惊奇地问他。“我肚子不疼！”“肚子不疼也要磕，磕了保你长命百岁呀！”“那是泥巴捏的！” 大鸾这句话一出口，使周围的人和蒋妈大吃一惊。一个老太太吓得两眼发直，她的生命和表情几乎都从脸上消失了。她边上的两个中年妇女，用手捂着胸口，努力使内心平静下来。蒋妈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带着茫然和恐惧的神情，瞪着东岳菩萨。其他几个老奶奶、老爷爷都闭上了眼睛，合起了双掌念道：“童言无忌，阿弥陀佛……”

而大鸾呢，他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就是不拜泥菩萨。

　　            　选了一个好坝址

三峡工程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亲自委托周恩来抓的，当时毛主席伸出四个指头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受命抓三峡工程的周恩来工作很谨慎，因为他知道，三峡工程关系着国计民生，如果有一着不慎或考虑不周，都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每作一项决策，都要事先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还要亲临实地考察，比较对照，最后才作出最合理、最科学的决定。

首先提到周恩来议事日程上的是长江三峡大坝的选址问题。国内外的专家共提供了三套方案，一是美国专家萨凡奇的南津关方案，二是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也夫的猫儿峡方案，三是中国专家林一山的三斗坪方案。究竟将坝址放在那儿最好呢？周恩来决定开个“三峡现场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同一般的会相比，会址、会场都不一样。 1958年2月底至3月初，参会的同志们在“江峡”号客轮上溯江而上，一会到岸上考察，一会在船上讨论。会就是这样开的。

在现场会上，周恩来首先说服了苏联专家放弃猫儿峡建坝方案。主要原因是在猫儿峡建坝后，不仅居民迁移量太大，而且重庆市的一部分也将被淹没，这样水库淹没面积太大。再就是猫儿峡方案对长江防洪、综合治理和综合利用考虑不够。参加会议的苏联专家通情达理，被周恩来说服后就一起研究、考察剩下的两个选址方案。

周恩来等乘坐的江轮开到了南津关。他一边详细了解萨凡奇当年在南津关的考察情况，一边仔细观察，反复比较，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就问总工程师李镇南：“萨凡奇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萨凡奇是位科学家，我们不是不在南津关建坝，而是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三峡大坝是世界性的问题，一定要有根据才能说服萨凡奇。” 李镇南答道：“总理，我们到三游洞去看看，好不好？”周恩来沉下脸，“我们是工作的，不是游山玩水的。”李镇南忙解释说；“总理，您别误会，那个洞里都是溶洞，可以看到喀斯特现象。”

一听这话，周恩来顿时高兴起来，随即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　总理等一起走向三游洞。在洞里，周恩来看着那些钟乳石，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看来在石灰岩地区建坝，岩溶问题很难解决好。”这时有人告诉周恩来，当年萨凡奇考察时，因为日本人占领了这一带，他无法到溶洞考察。经过实地考察，周恩来对否定萨凡奇南津关方案终于有了底。

这时，“江峡轮”开过了西陵峡中的第一段宽谷，三斗坪江面上的中堡岛依稀可见。这个岛上住着 5户人家，大家选择了一处制高点，在一个土台上展开设计图纸。李镇南胸有成竹地介绍说：“小岛78米高，为大坝施工提供了有利条件。”接着，他又介绍了另外两个优点。三斗坪地下为坚硬的花岗石，坝基牢固。这是其一。小岛将江面一分为二，可以让工程分期施工。这是其二。周恩来一边仔细对照图纸观察地形，一边不停地询问，对各种情况作详尽的了解。为进一步了解地质特点，周恩来又朝着勘探人员打的钻井走去。有关人员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这里地层基岩完整，互相胶结牢固，岩石上的土层只有10米厚。“很好！”周恩来高兴地赞叹着，他提出带点标本给毛主席看，让毛主席也高兴高兴。在标本卡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他带上了那截岩芯。

几天后，在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和其他在关中央领导展示了他实地考察带来的那截岩芯，这样，三峡坝址选定在三斗坪也就基本确定了。 1986年5月，国际著名的力学权威缪勒来我国查勘了三斗坪坝址后赞叹地道：“这真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一个好坝址！”

不遗余力护“国宝”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十分关心科技工作者在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和生活上的疾苦。他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时曾拒绝蒋介石要他出任政府要职的请求，为此而受到特务们的百般威胁。出于安全的考虑，周恩来建议李四光到国外暂避。 1947年底，李四光夫妇赴英国避难。1949年8月，李四光名字被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名单，台湾国民党当局为阻止他回国，准备将他解送台湾。李四光听说后，匆忙收拾几件衣物，留下一封回绝台湾要求的信，取道欧洲大陆回国。

李四光离英后，周恩来一度不知他的行踪去向。曾有谣传李四光去了台湾，但周恩来始终不信。 1949年10月，周恩来仍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坚持把解放后中国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等待他回国后再行召开。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又指示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及驻前苏联大使王稼祥，嘱咐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终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经瑞士、意大利等地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特地赶到旅馆探望，见面时关切地问道：“你有心绞痛毛病，是不是？肺病怎么样了？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医疗条件。” 周恩来的问候使李四光深受感动。他在回国的20多年里全力投入工作，勤奋学习，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与周恩来对他在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看到许多科学家被错误地批斗，心如刀绞。他毅然不顾自身的安全，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的科技工作者。他曾明确指出：“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了解到科技大学要斗争华罗庚，国务院立即要求科技大学的上级出面，说服劝止。有一天，华罗庚的办公室被盗，偷东西的人，一不偷钱，二不偷东西，专盗科研成果 ——数学手稿，这在当时是一宗重大案件。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周恩来还指出：华罗庚已不适合再随科技大学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法。在当时全国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批示不仅保证了华罗庚安全，而且为他提供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活靶子抛了出来，受到了批判，周恩来知道后为其辩护说，钱三强没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他免遭更残酷的迫害。 1973年，当有外宾要求会见钱三强时，周恩来亲自批准他出来接待外宾。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钱三强终于很快地恢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