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自己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才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和戴笠沟通，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的作为正中其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最后，汪精卫同意以“兴建”解散为条件，让陈孚木、袁殊加入汪伪政权。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更多的方便，不断向潘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由我党控制的“岩井公馆”也得以保留下来，继续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日伪统治的中心，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战胜利。

　　为深入掌握敌人动向，潘汉年不失时机地运用“岩井公馆”这一隐蔽据点，凭借袁殊的“特殊身份”，为其保驾护航，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蒙冤入狱，一心向党

　　1945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袁殊转移到解放区，结束了十几年的潜伏生涯，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受到株连，蒙冤入狱。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得以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

　　留于儿孙凭悼长。

　　三春堤上莺歌柳，

　　暮霭林前燕舞塘。

　　草木百代凌霜劲，

　　江流千载洗沙忙。

　　盛世朝朝新曙色，

　　故国风景更浓妆。

　　袁殊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于是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他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钱，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每日除了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颂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诗一首：

　　万锤难裂百炼钢，

　　千烁不破一天霜。

　　风雪年年驱病劫，

　　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了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单位领导专门派人给他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加上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