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地走出张学良的官邸。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周恩来说：潘文都“有重大贡献而牺牲”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事后得知，逃回湖南老家的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得到丈夫被枪杀的噩耗后，大口吐血后昏厥。苏醒后，她不顾安危，连夜赶往武汉收尸。

　　因对处决潘文郁深感惋惜和不安，张学良没有出面，派副官接见了廖素丹。副官告诉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来人收去了。至于潘文郁的遗书，副官只字未提。副官按照张学良的意思，赠廖素丹一笔钱，让她回老家抚养儿女。

　　廖素丹含悲忍痛，拉扯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为了生计，她当过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和小学教员等，生活拮据时，她把家产，包括结婚时潘文郁送给她的纪念物都变卖了，苦撑到武汉解放，廖素丹被军管会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廖素丹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给中央写信，说明丈夫潘文郁的情况，希望能追认潘文郁为烈士，告慰丈夫在天之灵。中共中央秘书室请廖素丹到当地政府申请烈士家属待遇。廖素丹随后被调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两个儿子也作为革命烈士的子弟参了军。潘文郁的弟弟潘薪传也有了一份工作。

　　“文革”期间，潘文郁的亲属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廖素丹在部队的两个儿子被勒令转业，弟弟潘薪传被红卫兵反复逼问拷打，一怒投江自杀。身心交瘁的廖素丹终未能熬过来，病逝于1976年。

　　结束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曾是北京特科成员的杨宪珍闻讯很高兴，特意给薄一波写信告知。薄一波在杨宪珍的信上写道：“看了你的信，我很高兴，潘文郁同志情况，早在‘文革’前，一次与周总理谈话中，就得知潘出去后即赴武汉我情报机关工作，且有重大贡献而牺牲了。”

　　如今，潘文郁的两个儿子潘湘生、潘平生都已是儿孙绕膝，在家乡武汉颐养天年。但有一点让他们遗憾和惭愧：由于父亲牺牲得早，没给幼小的他们留下形象记忆，后虽经多年努力也没能寻找到父亲的遗照。至今，英雄父亲的容貌是他们根据父亲的壮举，结合母亲的描述和自己的容颜在脑子里勾勒的：年轻英俊，才华横溢，果敢沉稳，气宇不凡。

　　尽管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当年的条件，限制了潘文郁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随意留下影像，但笔者还是费尽心思寻找潘文郁的图像资料。2009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在制作《潜伏》之《北京特科》专题片时，也曾与笔者携手寻找潘文郁的照片，甚至，连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都想到了，但最终仍未能如愿。

　　一个永远的遗憾。（作者穆玉敏《档案春秋》2010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