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间谍机关的支持下，训练了数以百计的行动者，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爆破计划，准备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到处搞破坏。罗瑞卿得悉后立即下令：“炸弹不准过韶关！”陆续运入大陆的定时炸弹和纵火器等400余件，行动特务600余人，或被捕获，或投案自首。有些特务不敢到大陆来，便在与大陆交界处的香港、澳门一侧引爆几颗炸弹，只要港澳报纸一登，就可向台湾特务机关“邀功请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机关为了搜集情报，不断空投武装特务。罗瑞卿向毛泽东写了报告，1952年12月毛泽东复信：“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专门对付敌人空降特务，没有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罗瑞卿立即部署反空降特务的斗争。公安部队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武夷山、天目山、十万大山、瑶山、大巴山、秦岭、川西北等地区，建立了154个武装便衣据点，发动民兵和群众，发现空降特务后，村村鸣锣报警，层层包围追捕，出动人员成千上万，包围圈达100余里，美蒋空降特务一落地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随降随歼。

　　1949年10月，周恩来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党特务机构更加紧策划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害，“杀一部长级干部奖励十条黄金”。

　　1949年10月，周恩来就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毛泽东也提醒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争避免。

　　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后，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罗瑞卿领导组建了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规定其任务是以警卫中南海、毛泽东、党中央书记处、军委为重点，兼管中央级的机关及主要人员的警卫，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基本要求是内紧外松。

　　为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罗瑞卿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亲临现场部署。每逢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他常常通宵达旦工作。

　　对一些中央领导常去的地方，罗瑞卿都重点布置警卫工作。杭州的西湖，每年都有中央首长去。他指示：“一定要把西湖的水搞得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在他建议下，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任西湖区的区委书记。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北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亲自陪同。50年代，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要开焰火晚会。节日前他都要开会部署警卫工作，行走路线、停车场都要用扫雷器探测，游行队伍一旦有事如何疏散，值班电话谁看守，沿途设一些什么岗，制高点如何控制，他都要亲自检查。毛泽东的车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