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到人大常委会幼儿园工作，做了7年。1965年我到人大常委会图书馆工作。“文革”期间我也受到了冲击，给我安了5顶帽子：朝修特务、苏修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和杀人犯。他们派人去全国各地调查，组织材料，结果没人说李在德是坏的，最后只好让我“靠边站”。当时陈雷在哈尔滨也受到了冲击，红卫兵还到北京来找我调查他，我说我该讲的都讲完了，没什么可说的，一来二去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也就不来了。冯仲云因为《王康指示信》的问题，被康生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后，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我从干校回来，继续到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帮助于保合写回忆录。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为赵尚志的历史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我与于保合、陈雷、刘凤阳及其他因赵尚志同志问题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有时候碰见想不开的事情，我就会想起过去那些战友和亲人，想起在抗联的那段日子，再大的烦恼也都想开了。现在看来我是最幸运的，多少同志和领导都牺牲了，我却死里逃生，活到现在。“文革”之后，我和家人受金日成主席约请，去过朝鲜，见到了久别的朝鲜老战友。能够和抗联的老战友们聚一聚，这是很令我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