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董每戡也有一些重要著作，如包括《说“傀儡”》等5篇在内的《说剧》；如《中国戏剧简史》等。但他最有分量的一些著作，却都是在被打成右派分子期间完成的。根据董每戡生前的说法：“1958年冬天，忽发宏愿——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想以余生写出整套近200万字的有关戏剧理论及中国戏剧史类的作业，这原是要有一定的生命力来对付的勾当，颇愿‘彻尽绵薄’。”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庞大而详密的体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剧史体系。以《中国戏剧简史》、《中国戏剧发展史》、《说剧》为其理论脉络；二是剧作体系。打算选元、明、清三代的名作二三十个，作较具体较详细的论析，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续篇；三是剧论体系。李笠翁的剧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但《中国戏剧发展史》只能简介。故拟另写专书，作为“本书的续篇出版单行，补足‘未尽欲言’的鄙见”。

    这个阶段的董每戡虽处逆境，但并不失落，这从他1957年给夏承焘的一首词就可以看出：“壮志未老，握手言欢今日好；各有心期，报国还凭笔一枝”。而在他《说剧》自序中也有一段文字：“1958年深秋来居卑土，念半生劳碌，一事无成，二毛忽现，三省犹亏，乃埋头草写《中国戏剧发展史》，肇自上古，终于解放，日以继夜，笔不停辍。建国十周年纪念前夕，即得五十余万言，宿愿初偿，私心窃喜！”看得出，这位老先生虽然蛰居，但从未绝望。

    虽有雄心壮志，但此后面临的困难却并不是董每戡能够预料到的。根据董苗的回忆，当时董每戡双手都开始颤抖不能握笔，于是用右手横握钢笔，再用左手食指推着右手钢笔管，双手合力进行写作，几乎每个字写得都很艰难。1966年到1972年董每戡停笔观望了几年。1973年形势稍见缓和，他就又来补订那部因为藏在灶膛底下躲过红卫兵却没躲过老鼠的《五大名剧论》书稿。当时董每戡一家三口全靠儿子董苗在街道工厂打工的每月四十一元八角工资过活，没有余钱买纸。于是董每戡把亲友来信的空白部分裁下来，把拾到的香烟盒、包装纸、废杂纸还能写字的一面翻出来，用浆糊粘贴成自制的“百衲纸”。哪还顾得这种自制“百衲纸”长短厚薄质地颜色不一，但求能写上字就行。

    正是出于这样的坚持，自1958年至1976年，董每戡一共写成《中国戏剧发展史》近60万字，《五大名剧论》50万字，增补《说剧》21专篇20万字，《李笠翁曲话拔萃论释》20多万字（原稿“文革”初被抄，重新写出《拔萃论释》19万字），《明清传奇选论》8万字，《〈三国演义〉试论（增改本）》16万字（定稿20多万字在“文革”初被抄走，又重写），总共近200万字。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近二十年，这些书稿才在陈寿楠、黄天骥、董苗等人的努力下集结成册，汇编为《董每戡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