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毛主席到上海了。我马上叫总机找许司令。不料跟去的秘书缺乏经验，没让通信部门给许司令的住地架电话，一下把我急出了汗。还有什么既快速又有把握的办法?脑子转了几转，对，找扬州市委书记陈敬义同志。我托他转告：家里有急事，请许司令速回。上海方面没有派飞机来接，坐汽车要七八个小时，再快也得下午赶到。乘火车呢，不知许司令几点钟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也是问题。时间紧迫，我赶紧找作战部派值班飞机。值班飞机是总部派给各大军区使用的，苏式伊尔－14型，由空军负责养护和驾驶。

　　9时15分，许司令回到中山陵八号。进门就问，飞机到了没有。我回答没有飞机来接，是乘空军的值班飞机。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要汪东兴!”他亲自打电话要飞机来接，汪主任说飞机不在。

　　没有办法，只好乘空军的值班飞机去上海。还是要我一个人跟着，交代我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还有他的猎枪。

　　在乘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许司令责问我：“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你也看到了，怎么还乘值班飞机?”我保持沉默，心里却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要到专机吗?当时觉得委屈，后来却不能不佩服许司令的敏感性和警惕性。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汪东兴和王洪文前来迎接许司令。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也在场，不知他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几个人乘汽车前往吴家花园火车站，毛主席的专列就停在附近一条专用线上。汽车直接开进月台。下了车，汪东兴招呼许司令和王洪文上专列，让我去车站会客室休息。毛主席的专列紧挨着车站会客室，车厢门口距离会客室门口不过十来米。我手里提着电话保密机和许司令的猎枪，肩上挎着一个小旅行包，站在会客室门前，目送许司令、王洪文在汪东兴引导下走向车门。一行人走了四五步，汪东兴在跟上来的王维国面前伸手一挡，说：“你也去休息吧。”王维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下子站住了，过了几秒钟，转身朝着会客室晃悠过来。我还站在原地。迎面看着被挡驾的王维国，他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既有不情愿，也有无可奈何，却绝少那种情况下应有的尴尬。

　　走进会客室时，我跟在王维国身后，只见他往沙发上一躺，腿一跷，莫名其妙地“哎”了一声。12时45分，许司令和王洪文由汪东兴陪同走下专列，面向车门站着。我赶快迎了上去，等候吩咐。不多时，车上传话下来，说毛主席让大家吃饭去，不要等他。许司令本想去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时，空军某军军长郑长华也赶到了。王洪文问：“要不要王维国、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司令说：“可以。”

　　赶到锦江饭店，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饭还没有做好。王洪文觉得脸上无光，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秘书批了一顿。等着吃饭时，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顿饭直到下午两点半才算吃上。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很少讲话，气氛异常沉闷。座上有五六位都是1斤的酒量。往常这种场合，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至少干掉七八瓶茅台酒，今天却连一瓶也没喝了。吃过饭，许司令就要回南京，谁也留不住。登机前，许司令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握一个人说一句毛主席讲的“三要三不要”。第三句的上半句“要光明正大”刚出口，握到了王维国：“不要搞阴谋诡计!”许司令提高嗓门说出了下半句。得悉林彪出逃，奉命严控机场、码头两天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回顾那几天许司令的日程，可以感觉到，气氛很紧张。

　　9月11日：毛主席在上海紧急召见许司令等人，秘密谈话近两小时。随后，突然发车离沪北上。下午3时许，许司令从上海急飞南京。4时15分，他赶回中山陵八号寓所。刚进门就要我整好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还有抓“五一六”的情况报告，跟他去南京火车站。一路上，他像是在闭目养神，眉宇间却透出平时少有的焦虑。赶到车站，等了一会，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汪东兴从车上走下来，告诉许司令：“主席已经休息了。”有的书上写毛主席召许司令上车谈话，不对。许司令没有上车，只把带来的材料交给汪东兴，请他转呈毛主席。一份读书心得，一份抓“红”的报告，显见许司令记着南昌谈话时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表明自己知错即改的诚意，让毛主席放心。实际上，这时毛主席关心的抓“红”，已不是“五一六”问题了。再看许司令赶在专列前面去车站迎候，似乎还有什么话，想再和毛主席面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