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的杨立三，就制造高级香烟问题给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第一段话说道：“毛主席告我说，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纸烟二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搞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毛泽东的这个嘱托，看起来似乎只关涉香烟质量及其商标文字，但其背后却隐含有值得体会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倡导要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品牌，堂堂正正地写上中文标识。第二层意思，当时我们招待外宾的香烟，居然两面都没有中国字，这多少让人感到与新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符。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关涉中国形象，有碍民族自尊和自信的事情，却仍屡屡发生。按照我国相关规定，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有完全的中文标识、检验检疫标志等。但实际执行情况，却远非如此，即使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商品，竟然也有不少全是外文商标，有的甚至连说明书上也看不到中文的片言只字。更让人感叹的是，许多本来是中国人生产供中国人消费的商品，也都难觅中文踪影。笔者有意通过因特网检索相关话题，结果发现，有关“国产玩具喜欢穿‘洋外套’”、“中国制造，英文标识”、“商场还要考消费者英语”、“质疑打火机说明书为何无中文”、“只有英文说明且无明确标志，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类似的报道满目皆是；因为没有“中文说明”导致看不懂，而在网上发信“求助”者不胜枚举。

　　出现这种让人无奈的现象，自然与厂家、商家为利益驱动有关。但仔细一想，这种驱动从根本上还是来自于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认识和心理，说到底还是那种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认识和心理在作怪。结果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印有中文商标的衣服可能没人感兴趣，而一旦用外文商标，价格可以提高几倍，还确有相当一些顾客乐于“前仆后继”地掏钱购买。即使一些用中文标识的商标，也有一股刻意标新立异的命名之风，其名称既不能用中文来解释，也无法用外文去说通，如果硬要套用英文意译，其含义更是莫名其妙。种种“洋泾浜”式的命名，削弱了我们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化特色，暴露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悖离心态。

　　这种现象似乎与一些传媒的导向也有关系。比如，一些媒体任意使用英语，公共建筑上随处使用永久性英语标志，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也强求一律用英语交流等等。语言专家把此类现象统称为“滥用英语”，即在不需要使用英语的场合完全使用英语或混杂使用英语。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仅举一例说明。用WTO代替汉语已有的词语“世贸组织”，包括许许多多的国际组织，都用“W什么O”呼之，果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工人、农民不懂，许多学过英文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准确理解。因此，这种做法实际上造成了语言交际功能的下降。

　　面对今天的世界，中文的表现力是不是真的不够了呢？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是5000年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正如钱伟长所说：“天下没有别的国家的文字3000年以后还能看得懂，汉字可以。”中国语言文字的超时空性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400年前的英文，今人已很难读懂；500年前的拉丁文，只剩下字母和药名；而中国语言文字几千年都延续下来了，今天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还可基本读懂古代文章。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几乎欧亚大陆上所有的文字都起源于古埃及的一种庶民体文字，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文字都包括在内。只有中国文明的文字是独立起源的。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语言文字就值得骄傲。

　　也有人认为，用英语代替汉语是同国际“接轨”的需要。而实际上，同国际“接轨”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