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回答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深入，刘少奇、邓小平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十年内乱”初期选择了林彪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他先是靠毛泽东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又利用“十年内乱”，篡党夺权，被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新的接班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正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的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却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1959年9月，林彪刚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创造”的所谓学习“捷径”和“窍门”。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在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不着系统地学，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本来，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而林彪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是，由于林彪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因而即便是对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后，据中共中央组织的“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北京毛家湾林彪家中查获的大量材料中发现，林彪、叶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笔记、卡片和藏书中写下了许多真实反映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则：“（１）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２）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３）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从林彪这些反映内心真实动机的言论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现代登龙术”。

　　“十年内乱”开始后，林彪与江青合谋，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整死了彭德怀、贺龙，整残了罗瑞卿，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纠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组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时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而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丑剧。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遭到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

　　“十年内乱”中期选择了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本来对青年学生寄予希望，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认为“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仗”的“混世魔王”，于是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这样，从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出来的所谓“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脱颖而出”，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和锻炼，王洪文由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保卫科干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逐渐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