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毛泽东主席经常是工作一个通宵，然后凌晨5点左右睡觉，到11点起床，吃过午饭又进入工作，一直到次日的黎明。中央的文电大都由他亲自起草，很少让秘书代劳。”王聚英曾这样回忆。

    运筹山村  伟人深情系黎庶

    美国人韩丁在他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感叹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而事实上，无论是土改，还是军事行动，都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

    毛泽东历来亲近群众。中央机关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百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在西柏坡也是如此。在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西柏坡一位名叫阎如魁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管理员(工作人员)一看见老百姓推碾、扬场，就牵着机关的牲口来帮忙。老百姓收庄稼，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有担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场上送，干得可欢了。”

    事实确实如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还时常到村外的田边散步，一边查看庄稼的长势，一边询问老乡收成如何，能不能吃饱等问题，对西柏坡的老百姓十分关心。

    1948年秋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中央大院到村外散步。村外田地里，花生、玉米等作物长势很好，只有稻田里的秧苗显得很细弱。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向一位正在稻田里拔草的农民了解情况。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你们这里种稻子不是插秧吗？”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插秧的动作。这位农民解释说：“不是，俺们这里没有栽过稻子，都是直接往地里种。”毛泽东又问：“一亩地能打多少啊？”“好年成顶多打两石，平常年景也就打一石五六(180斤为一石)”，农民回答。

    毛泽东说：“这么好的地打这么点稻子，产量太低了。我的家乡也种水稻，一亩地能产七八百斤，我们那里不是直接播种，都是先育苗后插秧，稻子长出来后，又粗又壮，一亩地能打七八百斤呢！不信，你明年试一试。”

    直到1958年的6月，毛主席还惦记着西柏坡种水稻的事，为此，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写信，让他们到水稻高产的涿县去学习。

    进京赶考  终生难忘西柏坡

    黄炎培等人曾受毛泽东邀请到延安商谈。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能跳出这个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吗？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西柏坡那间大会议室里，毛泽东对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同志们，更是就拒腐防变的问题，讲了又讲。

    距离离开西柏坡进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山沟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脚上裹着井冈山、宝塔山、西柏坡泥土的毛泽东，将走进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做更大的事业。

    临行那天，西柏坡村的乡亲们都来送行了。毛泽东坐上汽车，回过头去深情地向西柏坡望去——历史证明：这注定是个让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感谢西柏坡纪念馆提供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