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征战的将军能很快地精通理财，李先念的秘诀是虚心求教。他常说陈云是他做经济工作的老师。其实，他的办公室，财政部的副部长、司长、处长们，甚至年轻科长们都很熟悉。

　　时任李先念秘书蒋冠庄告诉记者：“他来批文件，他不压文件，每次批的文件，他认为可以批，懂的，他就批出去了。他认为不懂的，一早就把副部长们找来，等于说是请教了他们以后，他再作批示。”

　　对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李先念主张，财政和经济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财政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念同志在1956年就提出一个改革体制方案，总的是适当扩大地方的财权。地方管财政的权力更高一点，这样便于地方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不要有财力的牵扯。”王丙乾回忆说。李先念提出的这一系列财政体制改革的设想，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吸收进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

　　发展经济与建设规模始终是一对矛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是周恩来和陈云的一贯思想。1956年，陈云提出了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和物资供求平衡的三大平衡理论。李先念坚决贯彻并具体执行，而且在财政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三大平衡理论。

　　1956年，由于受国内外多方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1956年的财政预算，由于多种原因，出现赤字8.19亿元。如果单从财政看，数字不太大。但李先念把预算、信贷和物资三个方面结合分析，指出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和陈云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央及时调整了方针，避免了不良后果的发生。

　　“这个调整很及时，及时的微调，结果也很好，没有出现很大的振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软着陆。”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说。

　　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做了国家预决算报告。他深刻分析了经济领域各方面的关系，提出“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都要反映到货币平衡上，而货币平衡的最后落脚点就是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李先念强调，财政平衡是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

　　资料显示，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超额完成，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工农业产值大幅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短短五年间，国家财政筹款达到了1242亿元，“一五”之后新增的固定资产就达到492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