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向中央提出，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后来，他在《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中写道：“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毛泽东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意在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1930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写信人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

　　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 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这样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对于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这件事，50余年后，黄克诚有一个客观的评论。他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级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如果说林彪在1930年还有这种不隐讳自己观点的坦诚态度的话，但是后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他也就变得越来越矫饰了。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1944年的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和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回信。然而，194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之际，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也可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在将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将开头几段和结尾处指名批评林彪的文字删去，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69年9月，已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并行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更感到需要把自己早年的这一段历史完全洗刷掉。于是，他在重游井冈山后，授意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代笔填写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并送呈毛泽东阅。全文如下：

　　繁茂三湾株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词中第六句，代笔人原来写的是“何疑星火燎原”，林彪看后不满意，于是改为“岂疑星火燎原”，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明显语气加重了，显得信仰更加坚定了，真可谓欲盖弥彰！难怪毛泽东看后，稍稍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画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反对本本主义》：“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以至于在失而复得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期间，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一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毛泽东这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在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的一道道指令的包围之中，这些明显烙上了“左”倾印记和教条主义的指令，同他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与结论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于是，毛泽东力图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1930年5月，在寻乌进行调查期间，随着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趋于成熟，毛泽东决定向只懂得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提出挑战。为此，毛泽东写下这篇传世名著。对于这篇著作，毛泽东很是喜欢和重视，因为它是经过了一番斗争写出来的，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这些观点已经包含了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总结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因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因此，《调查工作》一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1930年8月，《调查工作》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可惜的是，这篇被毛泽东自己喜欢和重视的著作，除了当年由闽西党组织印刷出版过几次以外，一直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而且闽西出版的这些本子，也由于历经战事，连毛泽东本人也没能留下一本。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主编的《农村调查》、《六大以来》，以及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均没有收入这篇文章。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也只能付之阙如，毛泽东一直为它的遗失而惋惜。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一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石印单行本《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献给了龙岩地委。这本《调查工作》单行本的末页上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字样。分析起来，这很可能就是由当时的闽西特委翻印的。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1959年8月，龙岩地区文教局将此件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虽然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的纸张已经发黄了，但它的重新出现，使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思想结晶又呈现在人们面前。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送毛泽东阅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正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之风而寝食不安，这篇被自己视为珍宝的著作的失而复得，又唤起了他对当时写作心境的回顾。他告诉人们，这篇著作是经过了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1961年3月，中共中央把这篇著作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11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如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6月，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公开发表，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