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林彪事件前，毛泽东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时，他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无疑是关键时刻的一次任命。叶不负重托，同周恩来等一起妥善处理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军队中的遗留问题。此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于是，毛泽东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特别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我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1974年周恩来住院后，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四人帮”，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曾受到“四人帮”的阻碍———引者注）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他不再主持军委工作，要邓小平主持。为此，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向毛泽东告了一状，说叶剑英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阁。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剑英再次体现了他在大关节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叶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等人的配合下，邓小平在这年的7、8、9三个月主持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由上所述，叶剑英在“文革”后期，对党内健康力量的形成，对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确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泽东的识人之明和对叶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毕现于情辞。在他看来，“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富有政治智慧和决断胆识，足可谋大局、当大任、托大事，也就是说，在大关节上靠得住，能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大事不糊涂”，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气度、做事的识见能力均站在了历史的高处。

　　毛泽东弥留之际，有一个让人寻味不尽的细节。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分组与他告别。毛泽东此时头脑还清醒。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他动了动手臂，叶未察觉。叶剑英告别完走到病房门口时，毛泽东吃力地以手示意，让工作人员招呼他回来。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动，似乎有话要说，但只能用一只手紧紧握住叶的手。

　　叶剑英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一定要交待什么事情，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回去呢？为此，他想了很多。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