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提出希望中国介绍过去同美国谈判的经验，我国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乔冠华副部长召集了参加过朝鲜和平谈判、日内瓦会议等有关同志进行回顾座谈，总结同美国谈判的经验教训和体会，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向越南谈判代表团做了认真的介绍。我作为越南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一座谈，听到了许多丰富的外交史和外交谈判的知识，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的“真经”。对我来说，等于上了一门政治外交谈判的课程。乔冠华在预备会上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时说：总理强调最主要的一条，是关于谈判的结果基本反映战场上的态势，谈判桌上不可能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我国国内战争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个真理。这堂课在我脑海里打下非常深刻的烙印。

　　同年11月，尼克松在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沼的背景下当选总统。周恩来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指出：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从世界战略态势分析，承认世界上存在五大力量中心，这就是美、苏、中、日、欧；他认识到美国到处伸手已力不从心，应该确定自己的重点，尽量避免在各地直接卷入，要采取收缩的方针。毛主席从尼克松的演说中不仅看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动向，而且看出尼克松必然决定从越南撤出的意向，当然，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撤军也得找台阶，不通过谈判哪能“体面撤出”呀！给点面子让他走，这就叫送瘟神嘛！周恩来一席话使我们受到极大启发：看越南问题不能将眼光局限于越南，只有登高才能望远！

　　越美巴黎会谈进行得十分艰难。黎德寿和基辛格的秘密会晤一度中断了8个月。在越美又打又谈过程中，周恩来毫不松懈地抓紧我国的援助工作，同时密切关注谈判进程，谈过不少精辟的看法。由于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在战场上越战越强，在谈判中更加灵活，黎德寿和基辛格的会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到1972年11月基本达成了协议。

　　当时，我们认为会谈总算达成了协议，松了一口气。周恩来在一次工作会上指出，不能光看谈判桌上的情况，还要看看谈判桌外的反应，黎德寿和基辛格虽然达成基本协议，阮文绍是什么态度还不明朗，越美是否能签署协议还待观察。事态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周恩来见解的正确。在最后阶段阮文绍强烈反对由美国同北越两家签协议，对协议草案未规定北越撤军等坚决不能接受，于是越美之间又进行紧张的谈判和战场较量。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和港口布雷封锁，同时对阮文绍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73年初，双方再次突破僵局，同意协议搞两个文本，一个由越美两方签署，另一个由包括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和阮文绍政府的四方签署。越南和平协定终于在同年1月27日正式签字并生效。

　　按照越美巴黎协定，协定签字各方同意邀请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国等12国对巴黎协定的执行提供国际保证，我国由姬鹏飞外长率团出席巴黎关于越南和平协定的国际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赴巴黎，亲眼看到了这一结束战争的历史性场面。周恩来对我国出席国际会议非常重视，指出尽管我们是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支持者，但在这次会上只是协定的保证国的一员，主角是越美双方，他们是和平协定的签署方。我们的态度就是希望协定得到认真执行。姬鹏飞在巴黎会议上坚决贯彻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按照巴黎协定，美国在规定期限内从越南南方撤出了军队。南越伪政权很快分崩离析，越南于1975年实现了统一。

　　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和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越南和平的获得是越南人民浴血抗战的结果，也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反战的结果；中国作为越南的后方提供了全力的支援，而周恩来在其中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虽然我仅仅在参加工作的有限时间里受到周恩来言传身教，但这种教诲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如果说我在外交战线上做过一些工作，取得过一些进步，其中都包含着周恩来对我的阳光雨露般的滋润和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