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司令员陪同下视察白洋淀。（照片中戴草帽、手持猎枪者，从左至右分别为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后排中间穿军装站立者为本文作者、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管开智。）

　　我曾在朱德总司令身边担任10年的贴身警卫。每当想起那些岁月，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怀念之情在胸中激荡……

　　1937年冬，我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千里步行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领导考虑到我年龄较小，曾当过儿童团团员，就把我安排在中央警卫营（中央警卫团的前身）工作。

　　有一天，我奉命去执行一项任务，骑着马儿一溜烟飞奔到了延河畔。马儿转过一个河湾，我看见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交谈着迎面走来，我立即收住缰绳，可奔跑的马儿还是凭着惯性冲到了总司令身边，我赶忙举手敬礼。总司令停止了交谈，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右手伸向眉宇间，正正规规地给我还了一个军礼。

　　总司令给我这个入伍还不到半年的新兵还军礼，让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伟人的风范在平凡中彰显无遗……

　　不久，中央警卫营选派我到总司令身边担任贴身警卫。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最大信任，很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经验，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我到总司令的办公室报到时，首长似乎已经知道我的到来，立马放下手中的文件。见我有点紧张，总司令一脸慈祥地和我拉开了家常。他问我家在哪里？有多大年龄？参军几年了？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见总司令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非常和蔼可亲，心情也随之放松了，一一回答他的提问。总司令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还鼓励我：“你啊年纪还小，在这里除了工作外还要多学文化，学一些革命理论。”

　　谈到我们所担负的警卫工作时，总司令既严肃又认真地说：“你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我们是同志关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在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安全的任务重大而艰巨，马虎不得，粗心不得，任何时候都不能出一点差错！”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我心里一热，鼓足勇气回答道。

　　总司令赞同地说了一声:“好！”

　　1945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陪同下，朱总司令亲临华北战场视察。由于情况紧急，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总司令和聂司令决定着便装出行，我们乘坐一艘木船通过白洋淀湖面。出发时，天空阴得出奇，湖面能见度极低，这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危险。总司令身着当地乡民的衣裳，头戴草帽，手握一支猎枪，镇定自若地坐在船头。我则站在总司令和聂司令的身后，右手提着一支装满子弹的苏制冲锋枪，既当“目标”，又便于观察敌情。凭着周密安排，终于确保了总司令安全圆满地完成此次视察行动。

　　时光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朱总司令在延安窑洞里和我一起补衣裳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在闪烁的油灯下，总司令盘腿坐在炕头，右手拿着一根针，边缝补衣裤、鞋袜，边谆谆教导我说：“老百姓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总司令的衣服破得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仍不舍得扔掉。第一次见总司令补衣裳，我有些不解，便问道：“总司令也穿补丁衣裳？”总司令听了笑笑说：“总司令不穿补丁衣裳，那谁来穿补丁衣裳？”还没等我开口，他自己答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任何领导都不能搞特殊化！”
 

　　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坚持和机关同志一起吃大灶。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吃，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司务长考虑到总司令的身体健康，便买了点好菜，准备单独给首长做几顿饭。

　　总司令得知情况后很生气，当即批评司务长：“人的嘴都是一样的嘛，为啥我要搞特殊呢？！”

　　那个时期，总司令异常繁忙，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还要带着我们上山挖野菜。我见总司令那样辛劳，生活又这样清苦，心里不好受，壮着胆子给他提意见：“总司令，您年纪大了，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您不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呀！”总司令见我一脸认真，笑着说：“吃苦耐劳是革命的本色嘛。”

　　“可您是人民的总司令！”

　　“总司令也是普通一兵哟！”

　　总司令关心自己少，却时刻惦记着官兵的生活。那阵子，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陷入空前困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个月未发一文零用钱，不少单位、学校、部队几乎断炊。总司令在经过视察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推动边区经济工作的有效措施，同时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开发南泥湾。

　　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重大决策后，1941年春，总司令带着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同志到南泥湾实地踏勘。三五九旅进场开荒后，他又多次去视察，向大家讲解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并对南泥湾大生产作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指示。总司令讲：“军队搞生产是新的养兵办法，自己动手解决吃穿用，既锻炼了思想，又密切了官兵关系，还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好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