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在进入办公室门口的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面上有绿色的衬绒，这是合乎视觉卫生的。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从医学角度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对健康来说则是有害无益的。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的笔、墨、砚及铜墨盒，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办公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卫士把铅笔削好，放在铅笔盒子里，毛泽东不让浪费，只要铅笔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里老是有些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橡皮。

　　办公桌与南墙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泽东坐着办公用的。这样，在他办公时的面前显得是比较宽阔的，背对南墙，采用从左侧西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正方便右手执笔办公。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放着一个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有时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开会时，就坐在这里。

　　在办公室北山墙的西头，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毛泽东外出办公要穿的大衣。此外，靠近北山墙还有个板式的大衣架，呈东西向摆着，是供来毛泽东办公室开会的首长挂衣服用的。北山墙东侧有个门，那里是卫生间，里面的设施和用具与起居室的盥漱室相同。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毛泽东去办公室时，都得穿过这露天的院落。厨房与寝室、办公室之间也没有走廊相通，不管什么天气，都是值班卫士靠那个木质的方提盒，将饭菜提来送给毛泽东吃。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保卫、保健、生活方面的总管，总的负责人。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大类或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和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的大小，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多少也不同。如果毛泽东在工作的间隙，不出菊香书屋院子，在院内散步或看书，有值班卫士在身旁就行了。如果毛泽东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就需要有叶子龙、汪东兴随行。如有大型会议，或外国使节呈递国书时，杨尚昆常常出场。到工厂视察或到部队各兵种视察，首先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定会参加。到外地视察工作，随行除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他们此时既是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也是各负一方责任的重要领导。

　　汪东兴在新中国建立初的一两年是中央警卫处处长，属军委总参领导。以后改为中央警卫局，汪东兴为局长，受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任警卫局长。叶子龙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两位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北前线的“亚洲部”，叶子龙曾是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

　　接触毛泽东最多的是他身边的卫士和保健医生。他们有王鹤滨、李银桥、孙勇、王振海、张宝金、李家骥、孙鹤桐、马武义、张仙鹏、李连成等人，王鹤滨曾担任过他们的组长。从保健工作来说，最初有男护士朱保贵，以后又有老护士高云倩(主要服务对象是江青)。此外，毛泽东的两位小女儿也对工作人员常有帮助，他们常常去请李敏、李讷到办公室把毛泽东拖出来散步，增加他的体力活动，请她姐妹俩监督毛泽东少吸烟，拉毛泽东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他紧张的脑力活动。

　　保健医生王鹤滨每天要检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有无变化，记录下睡眠的好坏、血压的高低、心肺有无出现异常，限定他的吸烟量，限定安眠药的服量。服安眠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所担负任务的繁重程度，超负荷的工作量与生理机能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要靠安眠药来调节。因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体力劳动主要是由肌体的运动系统(包括肌肉、骨骼、韧带等)来完成的，受人的意志(主动的或被迫的)来支配，停止了劳动，体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脑力劳动就不同了，要想立即休息下来，转入到睡眠状态是极不容易的。睡眠并不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肌体需要时发出睡眠的要求而决定的，要想改变这种生理的自然规律，就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依靠药物的帮助。

　　毛泽东是根据工作量来安排时间的，这样在工作要求与生理机能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当遇到重要的外事活动、国事活动或大型的会议时，要他马上终止正在进行的脑力劳动，必须被迫进入睡眠状态，以便醒后参加重要的活动，这就非求助于安眠药不可了。其次，想办法增加毛泽东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打乒乓球、跳舞等体力活动，也可在这些活动中缓解脑力劳动的兴奋程度。同时也采取被动性的肌肉锻炼，于是聘请高级护理师王力训练卫士学习按摩技术，在毛泽东欲睡前由值班卫士给他按摩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的力量，同时将肌体内的血液，诱导到肢体，供应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又利于进入睡眠状态，以减少安眠药的服量。

　　由于毛泽东体力活动少，加上工作紧张，饮食调节不够，喜爱吃辣椒等，致使他常有便秘倾向。

　　毛泽东很少吃水果。一方面认为吃水果费时间，要削皮或剥皮，更主要的是牙齿损耗的结果使神经末梢暴露，对冷、热、酸的敏感度增加，尤其是对水果的酸性显得更敏感。因为吃水果时的咬合动作，上下牙齿相击会出现牙齿的酸痛。卫士李家骥想出来一个办法，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熟后给毛泽东吃，他很满意：“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酸痛。”

　　这个办法虽然把水果中的维生素丙破坏了许多，但对肌体仍补充了不少有益成分，对缓解便秘也有一定的好处。

　　保健上的业务工作是直接受傅连领导的，行政建制属于中央警卫局。

　　从医生的观点看，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吸烟既是肺癌的元凶，也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痉挛、硬化的重要因素，劝毛泽东戒烟是一项重要任务。

　　只要毛泽东一开口说话，就会使人看到那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从那被熏黑的程度推测，吸烟一定是老资格的了。王鹤滨曾向毛泽东宣传过吸烟的害处，劝他戒烟，同志们也想了点儿办法，如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或糖块。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也同意戒烟，也同意试试这些措施，但效果不大，能坚持做下来的，只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半。

　　毛泽东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烟拿在手，在思考问题时，好像缺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种作用。也是最后的办法，由值班卫士将烟截成两段，使毛泽东每天吸烟的支数下降了些。

　　请毛泽东看电影，开始算是有效的，可能是他的工作太紧张，再请就不顶用了。越是工作紧张，工作人员越是特别想增加他多休息的时候，他则越不能休息下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均不允许他休息下来，这是多大的矛盾呀！

　　一次，保健医生王鹤滨去请毛泽东缓解一下紧张的工作状态。走到办公室看到他工作的注意力稍见缓散的时候，趁他点燃香烟的空隙，插嘴说：“主席！去看看电影吧！”

　　“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去，干吗非拉我去呀！”毛泽东厌烦地回敬了一句。

　　为了使毛泽东多看电影，达到休息的目的，保健人员煞费苦心。有一次，王鹤滨在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这个片子王鹤滨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

　　几乎每逢周末就在中南海春藕斋中举行交谊舞会。从保健的角度来说，交谊舞不失为体力活动的好形式。节奏缓慢，动作自主性很强，中间还可停下来休息，也可和舞伴说说笑笑。了解一下职工的生活，这对首长们的紧张的思维活动有缓解作用。毛泽东是经常参加舞会的，但多半不是参加到底，半途中断，又回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何虎生 编著；摘自《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