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不反对对苏联要学习，对兄弟国家要学习，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也要学习。”“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6］ 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强调“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艺术是精神产品，更加应从本民族出发”。他还指出:“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 ［7］

　　以教育为例，许多人以为国际化是近年全球经济国际化的成果，其实早在18、19世纪时期，殖民帝国主义者早已利用武力将其母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输出到殖民地去，而殖民地在被“同化”的过程中，在殖民地统治者眼中就是国际化了 ［8］ 。自从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冷战结束，国际社会更趋“国际化”，而另一逆流却出现，内战频仍（如南斯拉夫，回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困局中，高等教育更陷于萎靡不振之境地），可见国际化并非一帆风顺。 ［9］ 关于国际化的理论颇多，就教育国际化而论，首先，驱使某地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原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因素。国际化人力资源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招徕外宾，引进先进科技，对企业和国家经济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的。 ［10］ 教育国际化能辅助国家提升形象，留学生可作为母国到异乡的亲善大使，有助母国外交的展开。 ［11］ 而“外销”或大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更能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进账。 ［12］ 随着冷战时代结束，国际间合作机会倍增，加上信息科技一日千里，迈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科学教育兴国”和“持续发展”两个重要概念贯穿着国际化路线。 ［13］

　　周恩来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 ［14］ 周恩来主张:“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结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我们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是一种偏差。” ［14］（pp.55，185～186，152） 对于外国的文化教育，他也同样持分析态度，他说:“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说欧美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 ［14］（p.2） 他在谈到19世纪末我国派人到日本和欧美留学时，肯定地说:“当时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从西方或日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使我们民族学到了一些当时需要的东西。” ［14］（p.82）

　　周恩来认为:“教育改革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