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将2000余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等,安全地遣送到河南安阳。这样,后来的中原突围才得以轻装上阵。
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单方面提出一个整军方案,要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周恩来接到这个方案,极为愤慨地对马歇尔说:“这是不能考虑的。”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已失去初来时的公允。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电文中说: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扬言在四十八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面对危局,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他认真地说:“能让的我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关闭调停的大门,而是客观分析马歇尔调停的全过程,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他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时,针对他所提出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指出:“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成为联合政府,就可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反过来影响国际间的合作。中国是有理想的,中国要富强起来。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先后与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打过交道,史迪威被他挤兑回国,赫尔利倒是得心应手,可让中共极不满意,很快也奉召回国。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级和好友,蒋介石一直对他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述马歇尔的调停,却很少赞扬的语气,说马歇尔实行的是“妥协绥靖政策”,“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中原解放区陷于重围之中,7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对国内反战和民主的呼声实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悲愤至极,立即去见马歇尔,愤怒地说:“不知你听到昆明的消息没有?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
马歇尔听着,脸色凝重了。7月18日,马歇尔专为此事上了庐山,要求在此避暑的蒋介石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10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年近七旬的老人,竟然八上庐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奔走。
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对马歇尔不过是口是心非,应付应付。这下可苦了马歇尔,一个誉满全球的美国五星上将,上山下山,奔走呼吁,被调停工作折腾得形容憔悴,却无果而终。老人心碎了,他对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我真想退出军调处,回到家乡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自相矛盾。周恩来充分理解马歇尔所担当的尴尬角色,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有意将马歇尔与史迪威、赫尔利作了比较。他说: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在谈到马歇尔时,周恩来称赞道:“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以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与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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