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听取棉花生产和发展的汇报,一定要亲自到棉田里视察,一定要看看棉花企业的生产。原兵团副司令王寿臣回忆文章中也曾讲:1981年1月12日,王震同志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专门接见了当时任农六师师长的王寿臣同志和当时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副场长张守廉等同志。当新湖农场的领导汇报本场棉花产量只有五六十斤时,王老忽然站起来,一边重复着“五六十斤”这个数字,一边用双手揪起自己的耳朵。坐在一旁的原水电部副部长陈实解释说:“你们明白了没有,王老说你们产量太低,就像一株棉花只结两个桃。”大家都被老人家的风趣动作逗笑了。
“吃社会主义能行吗?”王老深沉而又严肃地说:“石河子农学院搞地膜植棉,你们看了没有?每亩单产270斤,要增加多少利润呀!你们六师新湖农场要搞3.5万亩地膜植棉,一亩也不能少。”
王老让人拿纸和笔来,并说:”写一个东西,大家都签字。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王老在陈实副部长拟好的“新湖农场植棉三万五千亩,使用地膜技术措施。单产争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润争取一百五十元以上。”的“军令状”上,郑重地补写了一句:“争取赶上石河子农学院地膜植棉亩产270斤的好成绩。”随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震”。而后农六师的王寿臣师长、新湖农场的黄金山场长等相关人员都郑重签了名。这就是有名的王老与六师及新湖农场的“军令状”。同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新湖农场超额完成“军令状指标”的喜讯。其更深远的意义是王老亲临新疆,吹响了大面积推广种植地膜棉的号角;为推广这项新技术闯出了路子;为形成新疆“一白”产业打下了基础;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勤劳致富开辟了新路;为新疆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幸的是,我也亲身经历了王老关心和重视新疆发展棉花生产的一件事。
1979年,当时我任昌吉县佃坝公社书记,到内地参观路经北京时,我去看望王震将军。他专门给我讲了种棉花的重要性,让我在公社带头试种。根据王老的要求,1980年春,我安排佃坝公社农业技术人员和联胜五队队长刘全芳同志联手,试种了百亩棉花。后逐年有所增加。
后来我被调到县水电局工作。1983年5月,我又一次到王老家探望,他老人家不仅问了我们种棉情况,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扩大试种面积,不断提高单产。他说:“你现在任县水电局长,更要支持和推进你们县的棉花生产。”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良同志也对试种棉花认识明确,高度重视,他专门组织农业、农机、农科、水电等部门和有关乡镇的领导到石河子农八师种棉大团148团学习取经。从1984年起,昌吉县在4个乡开始较大面积试种棉花。但由于昌吉县处在次宜棉区,早晚温差大,霜降期来得早,用一般的措施试种效果不大,而对地膜种棉的认识和技术水平跟不上,加上人的因素,几年来棉花生产虽有发展,但比较缓慢。
1989年,我调任昌吉回族自治州供销社副主任。当年出差路经北京,又去看望王老。虽然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还是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王老和夫人王季青和我畅谈了近两个小时。王老十分关心棉花生产,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棉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原料,国际和国内需求量很大;棉花的经济价值很高,经济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在新疆宜棉区和次宜棉区,都必须走多种地膜棉这条路。运用科技手段打破种棉禁区也是可能的。你在供销社工作,是为农服务的,又管农资和棉花营销,这很好,一定要为棉花生产多作贡献,更要积极推广地膜棉种植技术。”我说:“坚决按您的指示去做。”他老人家笑着但又很认真地说:“我要检查的。”
返回新疆后,我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也下决心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努力做好。恰好1990年我被派为驻玛纳斯县工作队副队长,常驻玛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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