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习仲勋相识已六十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相互所建立起的革命友谊，每每回忆，无限感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很多往事已难道其详，惟早年在陕甘边参加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之事反倒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们最初的三次重要见面，都是在秋天，这虽是历史的巧合，但却印象最深，有此所引起的种种回忆，也最为难忘。
    我和仲勋同志都是在党和刘志丹同志精心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党、没有刘志丹同志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我和仲勋同志的共识。因此，每当我们回忆往事，就勾起对志丹同志的无限怀念和绵绵不尽的哀思。我写这篇文章既是对仲勋同志一些往事的回忆，也是对志丹同志的缅怀。

    （一）

    我与仲勋同志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31年秋。
    当时，国内斗争趋势十分严峻，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严重关头。党的“八七”会议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西北革命斗争也在蓬勃发展。陕西省委根据中央作出的《陕西问题决议案》精神，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派进军阀苏雨生驻彬县部队搞兵运工作，我也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延安四中，参加刘志丹在保安县组织领导的游击队。
    1931年春，志丹同志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了，部队给养无法解决，加之群众对我们队伍性质不了解，要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使游击队度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经联系，军阀苏雨生答应收编我们，给了个补充团番号，并任命刘志丹为团长，说是一个团，实际只有一百多人。大约是1931年夏，志丹同志带部队进驻旬邑县职田镇。苏雨生老奸巨猾，虽口头答应收编，实际上戒备很严，也不发给养。加之，此时部队为解决给养打土豪，造成大地主刘日新自杀身亡，苏雨生以此为借口关押志丹同志迫使部队在职田镇缴械，编为苏部运输队，开往彬县。刘志丹后被杜斌丞、南汉宸营救获释，我们七八十个人仍留苏部。
    此时陕西省委得到志丹领导的部队被缴械的消息，隧派史直斋到彬县与党组织联系。由于志丹去了平凉，杨树荣（支部书记）去了陕西省委支部成员只有我一个，史直斋便与我接上头，我俩分析形势，决定与当地党组织联系，设法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此前，我并不知道习仲勋在彬县苏部搞地下工作，是史直斋讲，李秉荣和习仲勋两人搞兵运。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决定去找他们。初秋的一天，我只身前往他们的驻地，先找李秉荣。李秉荣不在，后找习仲勋，习仲勋正巧在连部。没有见习仲勋以前，我对他毫无了解，谁知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小青年。由于是初次见面仅仅作了些自我介绍，寒暄了一阵便离开了。
    几天之后，我们又一次约见。这次见面，我开门见山的说了意见和想法，仲勋意思是：这只队伍中还有近20名党员，大家对职田被迫缴械耿耿于怀，早想拉出去找志丹找武装斗争，目前主要是没有武器，看能不能想法搞些枪，仲勋同志仔细地听了我的意见，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说，换的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现在搞枪十分困难，也很危险。接着他分析了形势，他说，一是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二是苏雨生刚刚在宁夏吃了败仗，被收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有野心，不干人下，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的很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人更不放心；三是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目前搞不到枪，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而且不利于保存实力。听了仲勋同志对形势的分析，我认为有道理，便打消了找枪的念头。
    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仲勋同志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认为他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
    回到驻地后，我把仲勋的意见告诉了史直斋，史直斋也觉得仲勋同志对当前的形势有较深的了解，分析的有道理。于是，我俩经多次研究，并同其他同志商量，决定寻找机会，分散离开运输队。此时，我已独自外出打听到志丹同志在陈珪璋部搞兵运的消息，准备直奔志丹处。正当我们积极寻找机会时，发生了事变，杨虎城派孙蔚如部趁进军甘肃之机，突然攻打苏雨生部。苏溃败，我们随既逃离，找到志丹，后被志丹派往平凉刘宝堂团搞兵运工作。

    （二）

    我与仲勋同志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之后的1932年秋天。
    那时我在陕甘游击队，他在照金搞地方工作。俩人相见，格外亲切，相互问长问短，似有说不完的话。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都是在刀刃上生活，特别是搞兵运工作，是在敌人眼皮低下活动，更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居然一年之后，俩人都安然无恙见面，实属难得的幸事。所以，俩人都非常激动，这种感情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感受得到的。在这之前，我就听到习仲勋与李特生等在两当搞一个营的兵变，所以一见面就要他谈谈兵变的情况，仲勋同志便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过程。
    原来，自从我们彬县分手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杨虎城收编，后又辗转驻军甘肃两当县。两当县，位于陕甘交界秦岭之南的一个小县，远离敌人统治中心兰州和西安，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驻军都有怨言，因此，有着搞兵变的有利条件。于是，他和李特生等抓住这个机遇，在部队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士兵觉悟，开展各种活动，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终于在1932年5月发动兵变，拉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并把部队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靠拢。陕西省委得到消息后，派刘志丹同志带部队到乾县、永寿一带接应。当他们带兵变部队到达永寿县境内，准备攻打永寿县县城时，遇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部队损失很大，兵变遂告失败。他秘密回到富平，后又被党派回照金工作。说到这里，仲勋同志无不感慨地说，还是志丹同志说得对：“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我说，志丹同志这番话，是他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得出来的，道出了我们想说又说不清楚的心里话。于是，我也将自己奉命在平凉搞兵运的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说完后，我俩开心地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又有自己的游击队，可以好好地大干一番了。
    这次见面，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仲勋这位战友和兄弟打心眼里敬佩。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动了敌人。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代人中，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这次见面之后，我仍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中南征北战，仲勋同志则被省委任命为陝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带着志丹同志留下的特务队，开展游击活动，进行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2年12月24日，根据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8省联席会议决议和省委的决定，红二十六军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成立，将陕甘游击队改编成红二团（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陕西省委派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我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红二十六军成立无疑是正确的，她标志着陕甘边的武装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杜衡撤消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职务并排斥在红军领导人之外，是极端错误的，引起部队广大官兵的不满和义愤，纷纷表示抗议和反对。但志丹、子长同志已革命利益为重，以西北革命斗争的大局为重，劝说同志们服从组织决定。谢子长、阎红彦离队赴上海学习，刘志丹被再三挽留下来。这期间虽然大家有满肚子的怨气，但因成立正规红军又有志丹留在身边，还是充满着喜悦。红二团成立时，明确了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二是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和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借机向西路地区发展。红二团按照既定任务活跃在耀县、同官、三原、泾阳一带，打了一些胜仗，拔了敌人许多据点，同时也有过失利，但总的来说，形势发展是好的，扫清了照金周围的据点，发展壮大了队伍。
    习仲勋此时，按照志丹同志的嘱咐，在照金地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特别是游击队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下子发展到二十多个，打土豪，分粮食，搞得热火朝天。
    由于游击队发展迅速，数量又多，难免鱼龙混杂。加之，有些游击队领导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乱没收粮财，引起群众的恐惧与不满。正在此时，我带红二团回到照金。红二团党委召开会议，认为大发红旗，发展游击队，看来有些多，也有些乱，特别是不时发生一些抢劫式的土匪行为，有损于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形象，需要进行整顿。我根据团党委的要求，抽调了部队中部分骨干，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配合下，进行整顿，最后解散了17个，保留了耀县、旬邑、敦化等5个游击队，严肃了纪律，进行了短期训练。仲勋同志曾经说过，这是由于当时游击队总指挥部经验不足造成的，并认为整顿是纠正了初期的错误。我同意仲勋同志的看法，并对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示赞赏。
    1933年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要求和红军领导人的指示，正式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特委和总指挥部成立后，立即开始巩固地方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起更加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红军遂转入外线作战月余。
    红军外线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又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很多敌人据点，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特委和总指挥部在根据地内打土豪分粮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所有这些，都为创建根据地民主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条件。
    1933年4月，由陕甘边特委主持，红二团参加，在照金召开了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雇农）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肃反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由于有了根据地的政权机关，红二团的后方基地也设在照金的薛家寨，并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当时，仲勋同志作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作为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组织和实施。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虽是周冬至，大量工作却是习仲勋做的，因为当时上级要求，主席必须是农民，所以习仲勋虽是副主席，却总揽全局，可以说是个大总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过问、亲自指挥、亲自操作。凡是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这种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典范，为建立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付出了不少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我和仲勋同志第三次见面，那又是一年后的秋天，1933年的中秋节。
    这次见面，是我和志丹同志率红二团南下失败，死里逃生后和他的见面，所以特别值得回忆。1933年6月，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杜衡，不顾革命斗争形势，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不顾志丹、张秀山、习仲勋和我等的坚决反对，强行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完成所谓创建渭华根据地的任务。结果出发的第三天，杜衡便置红二团几百革命战士生命于不顾，借机离开部队逃回西安（后被捕叛变），令红二团继续南下。红二团经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苦战十多天，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团代政委汪锋负伤流落山中，我和志丹被冲散，各自东西。我在终南山辗转两个多月找到志丹，后历经各种艰险，才回到照金。红二团被杜衡一手断送，志丹和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特别是有几十位革命战士遗骨终南山，令我们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直到今天回忆起来，心中还隐隐作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回到照金与战友们会合了，所以，那种激动的心情和动人的场面，确实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