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传教士的交往就留下了许多感人史实。

　　增进传教士和八路军的相互了解1937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哲理，待人热忱，在华传教已40年。当谈到八路军时，他说，几个月前，八路军来这里抗击日寇，从老百姓和伤兵的口中，他和教友听说八路军打仗勇敢，战术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救死扶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亦不虐待。他听了这些以后，感到很惊异。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听说中国军队这样做过。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朱德还向他耐心阐述了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看到八路军伤兵医院条件很差，特捐赠一些钱和药物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

　　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读了这本书，特鲁丁格懂得了许多东西。多年来，他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同情弱者，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同情穷人，无偿为群众治病，爱护伤病员，对老百姓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导、保护人民。在战斗中，对敌人却是个无情、严峻的斗士，对残害百姓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恰恰是基督教所不能做到的。从此后，这位老教士经常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带来世界安宁；祈求保佑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人民带向胜利和独立。他们还为八路军祷告，祈求伤病员能得到药品，祈求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勇敢、机智等。

　　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

　　加拿大传教士查德·布朗原在汉口某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曾得到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赞扬。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做出了更多成绩，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专门作了报道。

　　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信中说:“第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朱德在信中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说:“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朱德希望布朗和其他在八路军中工作的外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反侵略的战争，希望布朗等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1938年2月初，八路军总部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时，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客人就是汉口“西北游击队后援会”派来的“国际慰劳团”。其成员有弗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和查尔斯·希金斯，以及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国际慰劳团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汉口来到华北敌后，是为了向八路军赠送4000多元钱和为数可观的药品的。这个主要由教会人士组成的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