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1\]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就是时过境迁，这就是与时俱进。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32\]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锣打鼓地传达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叶剑英的讲话，说经过医生会诊，毛主席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岁。这可是正儿八经传达的呀！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的确很好，但林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泽东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泽东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泽东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