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就是《朱德年谱》上的记载。9月19日，朱德在延安一个大会上讲我们百团大战取得的胜利怎么样等等。特别是9月20号，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九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均出席，朱德在会上讲话，说百团大战是我们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拖住敌人，延缓他们进攻大后方的计划。9月26日，朱德又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百团大战是胜利的，是有益的战役反攻，它带有全国伟大的战略意义。

　　从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上看，至少在1940年下半年宣传100个团参战，这是公认的。如果说错了，彭德怀有份，但是不能完全说是彭德怀错了，因为宣传大权不在前方嘛。我分社的东西发到总社，播发不播发，决定权还是在总社。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　可以成经济学博士

　　[嘉宾主持]：当时您老就在延安总部工作？

　　[王亚志]：是的。出版毛泽东的年谱，当时还邀请我去参加审读会，特别是解放战争这一段我比较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的，叫审读会。去了以后，我就看到下卷第283、284页上，编进去了一个材料。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率领野战军，经过休整从陕北南下关中，在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这次到延安，路上城市很萧条。银川城纳税的有13家，没有一家雇人的，小本经营，都是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那么这13家，征税合30担小米。因此他建议，为了活跃经济，中央减免城镇税收一到两年。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建议后很重视，指出，各地工商政策的执行情况，没有向中央报告，使得中央很少知道各地对农业税收的内容和结果是怎样的。这是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不符合正确的财政观念，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分局检查一次，将结果报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一亿六千万人口，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就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我们的经济收入，一个是农村征公粮，一个就是城市收税，这种杀鸡取卵的税收，它活跃不了经济。也就是说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使一亿六千万人口得到了好处，城乡交流，经济活跃，也增进了战争力量。从职责分工上来说，彭德怀是指挥野战军作战，西北局管地方工作。

王亚志同志

　　[嘉宾主持]：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不管经济。

　　[王亚志]：对，这不是彭德怀的份内职责，如果说彭德怀不提这个意见，也不能说他失职。可他就是“多管闲事”，使一亿六千万人口得到了好处。

　　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我就想起了1959年，他又对经济问题提了意见，庐山会议过程众人所知。由于彭德怀的意见没被接受，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1961年，我们的经济跌到谷底，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果接受了彭德怀的意见，我想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嘉宾主持]：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亚志]：当时有四个副总理管经济，彭德怀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你多管经济呢？彭德怀就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我不能不说。

　　[嘉宾主持]：他看到老百姓受苦，就敢于直言。

　　[王亚志]：这两次建议的结局对比很鲜明，一个是人民受益，一个就是不良的后果。接下来我说个小故事，1949年8月26日，打下兰州后，彭德怀召集干部开了一个会，破例要在兰州宴请团以上的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比较年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