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下旬，刘亚楼刚从沈阳布置制造飞机副油箱生产任务归来，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开会的通知。

　　这是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老同志。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航空工业立即上马。有人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新中国底子薄，经济状况不好，买飞机就欠了苏联不少钱，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得花多少外汇？钱的漏洞该怎样补？

　　刘亚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就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得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

　　在会上，刘亚楼有的放矢：眼下朝鲜在打仗，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可我们的飞机太少，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那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看，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创建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不过5个月，距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两个月，前线战事之紧大家都知道，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更是清楚，他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总的趋势是战争解决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不仅是朝鲜战争，今后打的也都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军，没有航空工业给空军作后盾，怎么行？

　　何长工也说：打内战时，国民党那几架破飞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威胁和何等损失？现在还不时嗡嗡嗡地骚扰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飞机！

　　周恩来意识到大家把话都掏得差不多了，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人口的大国，要想我们神圣的领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主席在这件事上已经点头。我看大多数同志对办航空都很有热情，少数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航空工业既已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马已是板上钉钉，会议中心议题，便转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也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打起仗来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办航空时首先要解决的。眼下国家很穷，即使办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因此，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原则和步骤，为创建航空工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周恩来作出部署：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参谋部、重工业部、空军四单位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另外，组成以何长工同志为团长，段子俊、沈鸿同志为团员的代表团，尽快启程赴苏，与苏联政府具体洽谈，争取外援。

　　和聂荣臻、刘亚楼一样，何长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我们去拜佛。

　　周恩来交待段子俊：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可找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内人人心中燃着一团火。中国航空工业在那个举着星条旗的外来民族的挑战下，迈出了惊心动魄的第一步。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苏联后，经过18天的唇枪舌剑，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

　　在国内的刘亚楼，时刻关心着谈判的进程。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请示。例如在谈第二个问题时，代表团电告国内：“1、今天已同苏联七人委员会详细讨论各问题，唯希望亚楼迅速将今年应修飞机之种类及数量和应修何种飞机，务于14日电告，以便15日继续讨论。2、议定今年只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但工厂修理能力应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是否适当，请示。”

　　对这些问题，刘亚楼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任务、方针、组织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为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由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组成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周恩来主持的航空工业上马会议召开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还是在中南海西华厅，刘亚楼和那些最先商讨如何建立中国航空工业的人们，又被周恩来召集来开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中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华，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

　　有这个好消息铺垫，这次会议内容更显得令人亢奋、令人陶醉。根据计划草案，航空工业转向制造后，修理与制造分开，拟建立8个修理工厂，连同修理都移交给空军。这次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富春对刘亚楼说：你这个空军司令可肥啦!

　　刘亚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等着能肥起来呀，空军缺飞机，朝鲜战场缺飞机，没有飞机，我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悦呢，一年前在这里是讨论要不要搞航空工业、如何搞航空工业，三年后就能看见自己制造的飞机了，空军飞行员就能驾驶着中国造战机巡逻疆土参加作战了。

　　会上，周恩来作最后定夺：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

　　周恩来看了看刘亚楼：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

　　最后，周恩来宣布：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可能就够了，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航空!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蓝图，在中南海诞生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此方案。

　　周恩来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他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又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多方操劳。对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刘亚楼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业一建立，作为使用单位的空军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刘亚楼多次强调，要把空军和航空工业、使用和制造当作一个整体，空军要和工业部门多联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共同搞好航空工业，发展人民空军。

　　在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他说：“国内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有危险也不怕。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入制造以后，有些产品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飞机和发动机的寿命比进口产品短，空军部队要积极接收使用，要给工厂一些时间，使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技艺，提高飞机的质量。”

　　有人说空军这样做很吃亏，有人甚至说刘亚楼拿国家的钱开玩笑。各种评说到了周恩来那里，他毫不犹豫地给刘亚楼撑腰：“这是在支持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尽管当时空军也刚建立不久，同样缺乏干部和技术力量，但在刘亚楼的指示下，还是抽调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在内的一批技术干部到航空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空军顾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来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了个够。

　　与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刘亚楼在国防科技上颇有造诣。在有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国防科技会上，刘亚楼的介绍头头是道。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曾由衷地对周恩来说：“要不是刘司令员身上的这套军服，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专家呢。”

　　1960年2月，在军委广州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陈赓提出，国防部五院有种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钱学森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保障好就行啦，其它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陈赓自告奋勇，请缨去当导弹研究院院长。

　　军委领导考虑到陈赓的健康等状况，没让他兼任五院院长，而是选中了刘亚楼。空军事务繁多，要建设要打仗，还要兼管民航，刘亚楼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不可能经常性地坐镇五院，乃建议派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

　　他对王秉璋说：总的要求，就是不要让钱学森教授为琐碎的事操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干扰他，让他专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项要求得到实现。技术方面由钱学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长也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

　　3月8日，周恩来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召集五院领导班子开会，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挥打好这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

　　在中共中央高度关怀下，由聂荣臻牵头，钱学森等专家和刘亚楼、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航天技术研制规划。1964年底，周恩来提出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再划一些工厂过来，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基本建设。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奠定基础后，战胜重重困难，稳稳进入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专委小组会议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老总、聂老总、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坚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纪，凝聚着数代人心血的中国载人飞船“神五”、“神六”相继上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等人，动情地讲述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国元勋用心血浇灌中国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现在的辉煌令人陶醉，过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感动。

　　特殊战线总理倚重上将，临危受命首度率团赴苏

　　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出一团淡雾。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下，中国军民并没有停止设计工作。

　　当赫鲁晓夫看到他们“釜底抽薪”的邪恶手法，并无法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后，便又摆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图修补已经冷却的中苏关系。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紧随而来，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决定派团前往。

　　因为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指定刘亚楼任国防工业代表团的团长，并说：让刘亚楼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这次航空节前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经过多年抗争，终于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当时不少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群起反对，而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毛泽东还专门发去贺电，称：“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行为并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因此，在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主动与埃及空军代表团接触一次，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声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大型集体活动结束后，刘亚楼率中国航空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专门设宴，宴请以艾米尔·阿布杜拉空军元帅为团长的埃及空军代表团一行8人。宴会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刘亚楼知道后及时指示改用中国广州出产的广柑，……宴席上，刘亚楼还代表中国政府对纳赛尔收回阿斯旺水坝，维护埃及主权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团对中国政府的友好行为非常感激，宴会的气氛甚为融洽。

　　可以说，对于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从来都是坚决有力地遵照执行的，周恩来也愿意把大任务硬任务交给他。总理和他的这位上将彼此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刘亚楼此次受命率团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了他。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凝眸沉吟片刻，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先后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都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尽量把所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汇报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空军军务部部长刘克江、冶金部副部长陆达、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公安部八局局长严复外，还有112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叶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认可。

　　刘亚楼还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那轻缓的淮安口音也变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迫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周恩来还让刘亚楼领导代表团从各方面，通过一些微末细节、蛛丝马迹，观察和摸清苏方各类人员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撕毁协议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团每天都要做记录，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暄也要记下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得越全越好，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谈到记录如何快速送回国内的问题时，周恩来着重指出：不要发电报，即或密码电报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译，至于电话就更容易被窃听了，他们破译密码的手段高明，速度快，这对我们谈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国内发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传递，而且要直接送给我。刘亚楼表示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回去后马上向代表团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作了传达。

　　刘亚楼过去曾留苏8年，组建空军后又曾多次赴苏，可这次却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新形势下首次出访，可谓是临危受命。在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国防工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到了莫斯科。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遇到重大问题，刘亚楼都要亲自出面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负责人面谈。每场受到克格勃监视的谈判唇枪舌剑之后，他和代表团几位精通俄文的团员立即开始工作，凑在一起回忆情况、补充材料，充实记录。每天整理出的记录都有几十页，最多的达100页以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汇报内容后，刘亚楼一丝不苟逐字逐句修改后，重要的用特派信使专门送回，一般的则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汇报，使总理能及时看到知道情况，研究对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团成员徐昌裕回忆：“在外交场合，我看刘亚楼满有本领应付的，他很机灵，思维敏捷，判断问题特快，在大的原则上决不屈服，完全称得上是个成熟的外交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次谈判，由外交部和总参二部协商，从军队中选派了几名具有敌后斗争经验的营团干部共产党员，担负特派信使任务。特派信使执行任务特别艰苦，携带机密文件都用手铐，一只手铐锁在自己左手上，另一个手铐锁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时刻不离身，甚至上厕所都要携带。一般都是两人同行，以便相互照应，两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顺利完成了保证代表团传递信件的艰巨任务。谈判结束后，刘亚楼代表全团向国务院为这些无名英雄请功，周恩来也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满意。

　　经过数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果。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4年后，中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飞机系列。

　　中国航空工业在周恩来确定的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历经几十年风雨，如果把现在的航空工业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当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来，而刘亚楼则是一名尽职的园丁。

　　刘亚楼指挥空军揍美机，周恩来春风拂面宣战果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台湾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与其沆瀣一气的美国政府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对台湾这一行动大力支持，不断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1956年8月23日凌晨，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一架P4M-IQ型麦克托式电子侦察机在窜入大陆时，被我飞行员张文逸三炮击中。飞机挣扎着向公海方向飞去，随后坠入大海。

　　第二天，周恩来找来刘亚楼说：亚楼同志，你们打掉的是一架美军侦察机。

　　这可是刘亚楼事先所不知道的，他马上联想这事极可能引发国际问题。

　　副总参谋长陈赓告诉刘亚楼：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也为了美国找上门来掌握主动，总理亲笔改定了新华社的新闻稿。

　　周恩来改定的稿件全文为：新华社23日讯：本月23日零点后在上海东南海面上空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窜入我马鞍列岛上空，我空军飞机当即起飞。蒋机继续窜入嵊泗列岛上空，与我机在衢山岛之黄泽山上空遭遇，被我击伤，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

　　刘亚楼看后暗自佩服：周总理作的文章可真有水平，此文奥妙显而易见，一不提“美机”二字，二点明“遭遇”是在我国领土“上空”，三交代“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任你美国想耍什么花样都找不出破绽。

　　刘亚楼在四野参谋长的任上就以对公文表述要求严格令部属们敬畏，当空军司令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真没想到周恩来在这方面比他更认真、更细致、更胜一筹。不久前，他因不满秘书为他起草的一份急电，便亲自动笔，电文经过反复推敲，精简到23个字，他想总理肯定不会再改动了。电文拟毕的时间是23点50分。他在总理办公室等了10来分钟后，周恩来的批示很快下来了。令他吃惊的是，周恩来竟在上面改了几个字，将原电报稿上的“二十三点五十分”改成“零点零三分”。刘亚楼由衷地说：总理看得可真仔细呀！

　　今天看完周恩来改定的新闻稿，刘亚楼内心对他多了一份敬佩之余，也深感“国际问题”的棘手，他试探着问: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怎么办?

　　周恩来大声说：如果美军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美军的大规模挑衅行动还是悍然发动了。

　　25日零点刚过，刘亚楼接到前线急报：美国海军的一支庞大舰队在中国东海的领海线外摆开了挑战的架势，3艘航空母舰、30艘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和后勤补给舰列阵航行，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200架飞机密布天空。

　　刘亚楼火速要通了直拨中南海的电话，向周恩来领受机宜后，立即向前线指挥官、南空司令员聂凤智发布命令：总理指示，只派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内巡逻，不要主动向美军攻击，静待事变。

　　美军见解放军空军张驰有致，沉着冷静，分明早有准备：你敢动武向解放军战机开火，朝鲜战场上从陆地到天空皆输给共军的败绩可是旧伤未愈；你要撇开军事玩弄政治，那就更无法捞到油水。

　　美军未敢向解放军战机开火，炫耀一阵武力后，无功而返。

　　1957年，美军方在向台湾提供的B-17型飞机在大陆领空被击落后，不甘失败，又向台湾提供多架RB-57D高空侦察机。我沿线机场起飞多架飞机层层拦截，都因升限不及，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至于各种口径的高射炮，更是无能为力。于是，RB-57D如同逛花园一般，大摇大摆地在大陆上空横贯转悠，尔后不慌不忙飘然而去，这对解放军的防空力量不能不说是个嘲讽。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毛泽东震怒，谕令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人民日报》不时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台湾当局派飞机侵犯大陆领空提出的严重警告，不过，最有效的警告应该是——把它揍下来!周恩来亲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美机击落!不然影响太坏！

　　刘亚楼说：我们的飞行员多次眼看着敌机大摇大摆地从眼前飞走，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他们为没有把好空中大门而感到内疚。不过，请总理和中央放心，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空，我们已决定从18师、9师等几个老部队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成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

　　周恩来问：能否让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我们的飞机，设法减轻飞行重量?

　　刘亚楼答:我看可以，我们还正在训练担任游猎的飞行员，爬高到最大升限后，利用空气动力、惯性作用向上跃升，对准目标开炮。总之，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搞出名堂来!

　　为了贯彻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专门召开各军区空军、各军党委书记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防空作战被动局面”，决定从十八师、九师等几支劲旅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织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他还请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飞机，设法减轻飞机重量。

　　刘亚楼还亲自整顿防空作战的指挥和保障机构。在他的指令下，解放军的米格机很快就开始呼啸着满天追逐涂着青天白日徽的敌机。随后，刘亚楼迅速组建起了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对外称543部队)，使之成为人民空军的王牌。

　　国庆10周年，中国政府决定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大典，邀请80多个国家贵宾参加，70多万群众游行，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莅临天安门。这是一个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联想到RB-57D在这年上半年曾17次窜入大陆内地侦察，6月曾两次窜入京津地区上空，周恩来担心不小，找来刘亚楼：假如敌机在我们庆祝大典时再来北京侦察骚扰，不说军事行动，即使只撒些传单下来，也足以使10年大典大为扫兴。

　　刘亚楼立下军令状：大典期间如果敌机敢来骚扰，我们就把它揍下来，作为给国庆10周年的献礼！

　　在刘亚楼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领导研究部署下，一批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调遣入京。并将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投入了防空作战。在10月7日这天，地空导弹二营击落入侵的敌RB-57D，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

　　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共军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中强国”(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言)，中南海是相当满意的。毛泽东曾多次表扬刘亚楼：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很有成绩。周恩来对刘亚楼和空军更是有过一番由衷的赞语：空军很不简单，刘司令在北京一声令下，全国立即动起来，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高超的指挥艺术，过硬的战斗本领，是他们屡建奇功的关键。

　　进入60年代，美国亟待了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展情况，技术一流的P-2V低空侦察机被解放军空军高炮击毁后，便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最先进的U-2飞机“穿幕”，深入大陆内地侦察照相。在半年时间里，U-2对大陆的侦察飞行达11架次之多，除新疆、西藏外，其航迹遍及全国各地。U-2的飞行高度令解放军空军各型歼击机望尘莫及，担负防空任务的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在广阔的国土上，用数量有限的几个地空导弹营伏击U-2，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刘亚楼指挥他麾下的空军将士们和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在1962年9月9日这天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接到击落U-2飞机的报告，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他们只是提了抗议，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向同志们祝贺胜利!周恩来的话里透出一股民族的自豪。

　　初秋的北京，暑气渐消，清风徐来，景色宜人。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周恩来春风拂面地宣布：“……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们的表情兴奋而凝重，在三年困难尚未结束、饥饿和萧条的字眼还没从国人心中抹去、国际大气候极不利于红色中国的时候，如此热闹红火的欢庆场面太难得，也太需要了！更何况在中苏交恶之际，U-2飞机在中国领空灰飞烟灭，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赫鲁晓夫，当年卖给我们的只是早一代落后的萨姆-2导弹，可中国人硬是用这落后的装备打下U-2，办成老大哥没能办成的事！

　　9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刘亚楼率领的空军党代会全体代表。这是刘亚楼和他麾下空军的光荣。

　　1964年，英雄的空军导弹二营在漳州之战又一次击落U-2飞机，击毙经美国精心培训的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军委空司前往漳州主持召开祝捷会后，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对导弹二营四战四捷作了高度概括。

　　刘亚楼把空军导弹兵作战方法发展的“三部曲”奏进了中南海，奏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面前，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报告一侧还专门写下一行飘逸的大字：“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事隔不久，周恩来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你们这支部队战功卓著呀，主席说想见见同志们！”

　　听到周恩来传达的这一消息，刘亚楼真是兴奋极了，马上通知岳振华带领二营全体指战员速回北京。

　　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留念，使二营指战员无不激动万分，也使空军广大指战员又一次受到巨大鼓舞。

　　刘亚楼迭次打造文艺精品，周恩来导演《东方红》有来由

　　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这是刘亚楼的名言。

　　《晋书》尝云“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文人（指随何、陆贾）不能武，武人（指绛侯周勃、灌婴）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刘亚楼不同意这个观点，雄气与霸气集一身的他，就是个文武双全的陆空名将。他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作部队使用。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奖，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当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到比利时参加女皇加冕典礼，女皇出于礼节为他组织了一场舞会，还亲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罗希洛夫不会跳舞，非常失礼，也破坏了气氛。回国后，他就要求每个军官必须学会跳舞，作为一个课目来训练。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正赶上跳舞热，他一学就会，还学会了弹吉它，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