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攻克语言关，当“红色兵营”熄灯号吹过之后，其他学员抗不住一天的困倦，慢慢都入睡了时，在灯火昏暗的走廊里，刘伯承拿着俄文教材，一只眼吃力盯着课本，反复地念着俄语单词，在俄文中，“P”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再加上刘伯承的川东口音，所以，刘伯承一开口就跑了调，他读的“P”谁都听不懂，气得只有一只左眼的“刘瞎子”不知道摇过多少头。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在零下15度以下，每天，起床号还未吹，就能听到刘伯承在操场上的大声朗读俄语的声音。在厕所里，常常也能听见刘伯承背诵单词的声音。刘伯承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3个生词，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心上的单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

　　一天，刘伯承正在上课，忽听有人来访，到会客室一看，竟一时认不出来了，过来很久，刘伯承说：“啊，剑英，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叶剑英赶紧站起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我最近才知道你在这里学习，迫不及待地来看你，请恕我冒失之过!”说罢，两人哈哈大笑。接着，二人把话题转入到学习上，特别是关于俄文学习上，这天中午刘伯承拿出平时很少用的“生活优待卡”，好好招待了叶剑英。

　　饭后，叶剑英乐呵呵地说：“高级步兵学校就是‘高级’。这可好了，以后节假日，我一定来向你请教”从此，叶剑英常常抽出时间去看望刘伯承。

　　四　留学回国后，两人又在上海为苏区红军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等。

　　1930年8月。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到了上海，被中央委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同年秋，叶剑英也由莫斯科经海参威回国到了上海，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安排他与先期回国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发往全国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使用。

　　当时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要完成这些翻译任务是极为不易的，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刘伯承曾四次搬迁住处，有一次刘伯承外出到约定地点去接译稿，突然发现联系人被人盯梢，回避已来不及了，刘伯承就十分镇静地走上前接过译稿，迅速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假封面，并以暗号告之对方后面有“尾巴”。然后他从容地走了一段路，满不在乎地倚在电线杆旁，翻看起译搞来，那条“尾巴”走过来瞟了一眼刘伯承手里拿的东西，见封面是一本“色情小说”，便往他处另找目标去了。

　　当时资料缺乏，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俄汉辞典》，据吴景春大姐回忆说：“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非常苦的。白天到外面联络工作，到闸北等地讲军事课，夜晚用黑布罩起灯光，用他仅有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翻译俄文，常常干到天亮。”当时在军委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清楚地记得：“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帮助。伯承、剑英、傅钟、卓然同志都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五　二人都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还是我军参谋工作和司令部机关建设的奠基人。

　　1931年初，叶剑英乘船从上海转道到香港，在地方交通员的护送下，于4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工作,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