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黄克诚在三师的同学、也在找党的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通过他的哥哥曾钟圣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曾钟圣即曾中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科长。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由曾希圣通过曾钟圣转交党中央，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接济他们的生活。黄克诚终于找到了党，身心都有了归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三

    刚刚恢复组织关系，中央军委就派人同黄克诚谈话，告诉他其组织关系属军委系统，李卜成属地方系统，并说中央已发出党员职业化的号召，要求党员自找一份职业，借职业作掩护，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指示，黄克诚觉得可以去凌兆尧处。中央军委同意黄克诚的想法，并派一位负责人与黄克诚谈话，指示他到凌部后如何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的力量，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

    大约1929年5月，黄克诚带着党的重托，从上海乘海轮抵塘沽，到了唐山凌兆尧旅部。

    黄克诚在凌部边熟悉情况边开展革命工作。除了接触中下级军官外，还抽空到开平、唐山一带的煤矿去，访问煤矿工人、了解矿区的情况。黄克诚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凌兆尧的怀疑。于是，凌兆尧找黄克诚聊天，问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又暗示以后可以委任他为政治部主任。凌兆尧害怕收留一个共产党员在身边惹火烧身，破坏他的仕途，想以封官许愿为诱饵，争取黄克诚放弃信仰，为己所用。黄克诚摸清了凌的心思，决定离开凌部。

    恰在此时，黄克诚接到李卜成的来信，说他已回到武汉，接上了组织关系。黄克诚立即动身南下武汉。

    黄克诚在武汉见到了李卜成，得知三师同学刘乙光在蒋介石的嫡系陆军某团当少校训练官，部队驻在孝感。黄克诚觉得在刘乙光部队开展革命工作是一个机会，当即写信请刘乙光帮助谋个职业。刘乙光派人接黄克诚到了孝感。

    刘乙光将黄克诚以黄仕诚的化名介绍到陆军第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黄克诚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北伐军上尉军官了，如今两年过去，却戴上少尉的牌牌，虽说有些别扭，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心里牢记的是：我是共产党员，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黄克诚上班后，每天除忙于办理借阅图书、整理登记书籍、剪贴书报杂志外，抓紧一切机会接触政训处的工作人员，摸清他们的政治倾向，相机开展工作。后来，成功地争取了两位军人投身革命。

    不久，黄克诚随部队回到武汉。当时，中共武汉特别支部刚刚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叛变投敌，带领特务抓捕了李卜成。黄克诚独自在虎狼窝里工作，发生危险的几率更高了。一天，他同刘乙光上街，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遭遇！刘雄是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也是黄克诚在三师的同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农民抄没。湘南暴动失败后，刘雄带领“还乡团”和白狗子，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干尽了坏事。黄克诚也正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

    黄克诚已来不及躲避。但他急中生智，先发制人，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一把重重地拉住刘雄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刘雄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黄克诚说完便一松手，快步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时，刘乙光又上前拉住刘雄问长问短，估计黄克诚已跑远，才放手而去。

    黄克诚脱险以后，再也不轻易上街了。1929年底，黄克诚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黄克诚反复思考着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抓军权，掌握枪杆子，否则，共产党仍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他决心离开国民党军队，离开城市，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武装斗争。

    一到南京，他就找了个借口向部队请了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找到联系人徐德，将自己的经历与想法详细地作了汇报，并请徐德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

    军委通知黄克诚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他立即启程。

    黄克诚从此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开始走上新的战斗征程。

    在千里找党的过程中，黄克诚有过很多次只要放弃信仰就能升官晋级、飞黄腾达的机会，但他都没有理会。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追随中国共产党。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历经曲折坎坷，几十年间有许多次受到错误的批斗，多次罢官，却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为真理敢做敢言；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从不患得患失，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且无怨无悔。黄克诚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他对党的一片初心就从未改变过，“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