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虽位高权重，却严于自律、为人表率，都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过律己治家的“约法三章”。其操行守则，简明扼要，字字千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和高风亮节。

    坚决不搞特殊化

    毛泽东从小就志向远大，刻苦修身，努力读书，勤于思索。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生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身边琐事，三不谈男女问题，被同学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三不谈”，即一不谈个人政治和经济待遇，二不谈家庭和生活琐事，三不谈男女方面的问题。这“三不谈”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出的“三不谈”内容大体相同，但内涵更为广阔。

    延安时期，毛泽东谢绝为他祝寿并提出“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自己才50多岁，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此外，毛泽东还就此加上“三条规矩”：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或安排工作。毛泽东对此原则分明，他语重心长地给亲友们回信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毛泽东对待他的亲友、故旧一直坚持“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念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戚撑腰。他还亲自定下了处理亲友托他找工作的“四不约法”：“凡是要求我给安排工作的亲友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毛泽东对亲朋故友是这样，对自己的秘书也同样预先言明“约法三章”。1961年，毛泽东指示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秘书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1964年，毛泽东对参加农村“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的秘书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

    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财经工作“约法三章”——“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同时，毛泽东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内容相似于延安时期的一些规定：“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稍作休息后，他就对省、市负责同志和宾馆的接待人员“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请我们吃饭；第二，我也不请你们吃饭；第三，按伙食标准用餐，不喝酒。这三条，希望大家能监督我们。”开饭时，一小盆小米粥，几个小馒头，一碟土豆烧肉，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炒青菜和一碟干炒辣椒就是全部伙食，每盘菜的分量也不多。毛泽东吃完饭，用茶水荡荡饭碗，把碗里的几粒米饭连同茶叶一起吃进去。毛泽东吃饭时旁边没人作陪。吃完饭，他高兴地说：“吃得很够嘛，很舒服嘛！”又说：“哪天全国农民都能吃上我们这样的饭菜，那就不错了。”

    1974年10月，毛泽东回到湖南，他给随身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了三大段话，“约法三章”。毛泽东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这就是“约法”之一：要守纪律。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是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这就是“约法”之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毛泽东讲到第三点：“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问题了。”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谦虚谨慎，多学习。从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这三段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公私关系时，是有着严格尺度的，是公私分明的，这是他几十年里一直坚守的处事原则。

    用言传身教影响身边人

    刘少奇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时，刘少奇总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

    1956年3月，刘振德被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就找他谈话，谈到工作问题时，刘少奇便与他“约法三章”。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刘少奇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刘少奇接着说：“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格。刘少奇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1959年初，刘少奇因繁重的工作累倒了，毛泽东要他到海南休养一段时间。在这段难得的休息时光里，刘少奇并没有休息，而是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集中精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学习小组，有薛暮桥、王学文两位学者，以及一些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同志。学习之前，刘少奇给大家“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不分上下级，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人人都要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三是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

    这样，一个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秘书、警卫员、护士组成的“罕见”学习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交流，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在知识面前一律平等的学习理念。

    无私伴随他的一生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一是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二是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三是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四个联系”的要求：“你们在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要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

    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严格要求，及早对他们进行“约法三章”，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找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事与国事关系的崇高境界。

    1951年6月，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病倒，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和亲自安排下，来到大连疗养。为了不给大连市添麻烦，周恩来“约法三章”，提出了“三不准”：一不准陪同，二不准看望，三不准安排活动。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州新会视察。他叮嘱县委领导在安排其起居饮食方面朴素一点，不要使他与群众生活有距离，并与县委领导“约法三章”：一不要搞迎送，二不要多人跟，三不要公家请吃饭。

    处处爱民的周恩来，连行路都要“约法三章”。周恩来对司机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外，还另外规定了一个“约法三章”。他对司机说：“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附近时，不许按喇叭。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后来周恩来生病去医院，他不让司机把车开到病房区，而是自己提前下车步行到病房。

    周恩来要求司机在车开到交叉道口时，必须减速行驶，慢慢通过。他说，你把车子开快了，会惊吓到群众。此外，周恩来还叮嘱说：“在阴雨雪天行车时，如果车旁有行人或骑车的群众，不许开快车。这时车速一快，就难免把泥水溅到路旁行人身上，他们对着你的车骂娘还是小事，长此下去，我们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越拉越远。”

    不给父老添麻烦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怕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在仪陇县马鞍中学时，正值学生吃晚饭，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

    现场看到的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接着，他又对仪陇县委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

    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有人见他吃红薯不剥皮，说连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着说：“我消化得了！过去一直是带皮吃的，丢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仪陇县委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餐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

    朱德见县委的同志低着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好受，就变得和蔼起来，声音也放低了：“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县委的同志见朱德批评严厉，说得中肯，只得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坚持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分指挥员看到给养难筹，产生畏难情绪，部分队伍甚至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军事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邓小平与各部首长“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约法三章”发布后，邓小平亲自站在路口检查军纪。一次，他在黄冈县街头发现一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邓小平下令盘查，果然东西是从一家店铺顺手拿走的，店主不敢做声。

    邓小平只说了两个字：“枪毙！”

    立即有人找刘伯承，说那位军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请求从轻处罚。这位副连长也痛哭流涕，提出带头冲锋，希望战死在沙场上。刘伯承听了，说了四个字：“慈不掌兵。”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我军在大别山上军纪严明，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遗。不扰民，不害民，用鲜血和生命去解放人民，使大别山成为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