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周总理时间很长了，那时候很小，大概19岁那年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几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孩子，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正好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可能认为我一定知道他是哪一位，所以根本就没介绍。饭桌上，连他和主人夫妻两口子，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共也就5个人。饭后我才得知他就是周恩来。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就是敞怀大笑，说话很爽朗的。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

    “你在哪里工作啊，还是在学习呀？”

    我说：“我在工作了。”

    他说：“噢，你那么小就工作了？”

    我说：“是的。”

    他问：“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说：“我在唱歌，做一个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没什么意思，我在那里混混。”

    他就问：“啊，你唱什么歌？”

    我说：“我唱的当然是抗战歌曲了。”我还很理直气壮地在那儿讲。

    他就说：“那还说没意思啊，那是太有意思了！这些歌怎么会没意思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之下，鼓舞着走上了前线了，你怎么说没意思啊？你这个小姑娘，你怎么回事？”

    我心想：这是谁呀？后来我就说：“是，唱的歌是有意思，我没意思，我本来想去念大学了，还想要留学了，去深造。”

    他就说：“哎，深造嘛，是好的了，当然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去，但你现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我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对呀，他怎么会这样和我谈话呢？他好像也有点年纪了，因为我19岁，看着他当然就要大一些。我想：这是谁呀？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请我吃饭的同事。他说：“你真的不认识吗？”我说：“我真的不认识，那天跟我说话的是谁呀？”“哎呀，你怎么不晓得，那是周先生，周恩来先生你都不认识！”“噢！”我就吓一跳，我说：“我认识他，我在书上什么地方看见过。他怎么这样一点没有架子，他不是一个领导人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事情，那是1939年的春节或是1940年。

    当时我就想：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这么没有架子呢？后来我们还说了很多话，嘻嘻哈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我就特别感觉他好像都是熟人，好像也像我们这些二十几岁左右的人一样。

    因为我早婚，生孩子很早，也没有钱，工作嘛，忙得不得了，一天到晚要演出，我把孩子就搁在奶妈家里养。奶妈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她没有奶，为了要钱嘛，她就带过去养。孩子嘛，就一直给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孩子的胃就完全塞坏了，一吃饭就吐，每顿饭都要吐，晚上都吐得一床。我们每天要演出的，演话剧那个时候白天很忙，晚上都忙到很晚。有一天，这个奶妈坐在孙师毅同志的家门口，抱着我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奄奄一息了，脖子剩了一层皮，周总理跟一个朋友一起到孙师毅同志那儿去，走到门口。那个朋友跟我很熟的，他对周总理说：“胡公，这就是秦怡的孩子，叫斐斐。”周总理就说：“是吗，那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人就把情况讲给他听了，没有奶吃啊，轰炸时生下来的啊，小得不得了，奶妈又不尽心啊……所以身体坏极了，一吃饭经常吐，吃了什么东西都要吐，胃都塞坏了。

    不久，这个朋友就来告诉我说：“唉，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以后应该很高兴的。周先生很关心你，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秦怡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演员了，怎么孩子都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应该关心关心她呀！”

    1957年9月，“亚洲电影周”，正好演《女篮5号》，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宴会上，正好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周总理想都不想就问：“秦怡，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斐斐现在还吐不吐啊？胃好了没有？”我当时愣了，总理怎么知道斐斐呢？那么长时间了，一个普通演员的事，他记得那么清楚，我当时真是眼泪差一点都流出来了。我记得从前有句格言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我觉得周总理心里也不是因为我秦怡啦，演员啦，他对每一个人，他接触过的人，都是关心的。我当时说：“哎呀，总理我都快要忘了，现在吐是不吐了，就是胃不好。您怎么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说：“哎呀，她小时候，我到孙师毅那儿去，那个时候多可怜呐！我看了你这个孩子这种样子，皮包骨，我想你每天在剧场演出，一定心里很着急。”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感激的话好。

    1942年夏天，我们在歌乐山那边北碚演出的时候，我一直有甲状腺的毛病，粗脖子，长了瘤，一个朋友介绍我住到歌乐山医院。我不知道周总理因病也住在这个医院。有一天邓大姐忽然来看我，噢！我就觉得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医院。因为种种原因，我准备手术以后，想暂时隐蔽起来。我就问：“邓大姐，您怎么知道的？”她说：“恩来在前头住着哪！他让我来看看你呀，知道你在这个医院。”医院里的人告诉他的，说是我住在这个医院。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当时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情。她说：“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不要老是急着要出去演戏，不要看着眼前。恩来他自己要来，他不能来，他现在在病床上，所以他让我来跟你说，一个演员生命长得很哪！你别在这个时候想着演戏。想着演戏，就不想开刀了啊，看得仔细一点，查得好好的，等身体养好了，你将来演的戏不知道可以演多少。”我说：“我一定，我一定不怕，一定很好地看这个病，不会只顾着眼前。”因为演员很容易这样，眼前有几个好的戏呀，这种创作欲望来了，就恨不得马上出去演，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周总理就让邓大姐来看望我，跟我说这个话，亲切得不得了，这种精神的药那是任何东西不能取代的。

    有时傍晚的时候，周总理跟邓大姐在后院的石板小路上走走，散散步哇，聊天。我常常就站在一边看，看着他们两位，心里头就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看着他们的身影，我就觉得像是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一样。因为有这么好的人，他们现在管着这么大的事情，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要是跟着这样的人能够走下去的话，那将来肯定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当时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的，我不怕，就是开刀我也不怕，如果能够不开刀就更好了，我就出去好好干。当时真是很奇妙，我说这精神的药，我很快就好了，瘤子就不大长了，比进来时好多了，暂时不要开刀了。周总理、邓大姐又来看我一次，我就出院了。这也是一件我永生难忘的事情。

    周总理到上海来，如果有时间，总是来看我们，了解我们的情况，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工作上的。还有一点，我们拍戏，电影厂的戏，每年拍很多，每部戏的样片，几乎只要有时间，他一定看。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心里头没有装着这样一种博大的爱心的话，怎么能够做到？

    我1963年拍完了《北国江南》，1964年开始批判阳翰笙。后来就是“文革”，批判我在《北国江南》里扮演的银花。我还好，糊里糊涂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拍《浪涛滚滚》，我演的是一个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钟叶平。《浪涛滚滚》刚好拍完，整个样片周总理还是来北影看，看得非常仔细，看到我跟那个水利工程局的局长，就是夫妻俩的戏，我演党委书记，跟那个局长吵架的时候，周总理说：“精彩！”看完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说：“秦怡，你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你是真的跟他吵了吗？”我说：“是真的，戏里边是真的。”“你自己没跟他吵架？”我说：“我自己没跟他吵架，戏里边是吵架。”“啊！”他说：“很真实啊！你们吵得很真实。这说明你们两个这个思想上是有这个矛盾啊。”之后他就来考我：“你们水利工地有多少米高啊？是以发电为主还是灌溉为主啊？泥沙问题、采石场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问完了以后他就笑，说：“嗯，还好，你这个书记还好。”我就想，他就是这么关心，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深入生活了。

    当然这个戏后来他很气的，因为水利部对其中有一段有意见，改嘛，来不及。那个时候，周总理就说：“好好的戏，你们就是有意见，你们就是搁在那儿，万一将来拿不出来，你不是浪费了吗？而且这么多人的劳动。”

    看完出来后他就问我：“怎么样？秦怡，你紧张了吗？报上现在每天一篇一篇的（批评文章）。”我也说的大实话，说：“有一点，还好。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工作里头，我倒好像还好一点，因为每天有工作。”他说：“嗯，不要老是一副挨批的样子，明天叫他们到国务院来拿一张票，你去看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你看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你就不要每天是一副挨批的样子。批评是好事情嘛，批评自我批评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这样挨批评的样子。我知道，我看了你这个戏了，这不是你的事。”他当时就站在那个楼梯口和我这样讲的。

    1964年那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将来要怎样，统统都不知道。可是他当然都知道，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来了。可是他还来看我们的样片，还关心我们有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讲了应该怎么样把它改好，他认为这个片子还是不错，应该可以拿出去。后来他还看《李善子》的样片，周总理他一样也不放，每一项工作都是非常重视，对每一个人他也都是非常关心的。

    他为什么让我去看《东方红》大歌舞呢？他就因为觉得每天“银花，银花”，我一定是憋着憋着，又不好说，又不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具体地来帮助我，使我由衷地感觉到这种帮助是那么有力量，这种爱那么有力量，完全不是什么父母兄妹能够做得到的，根本就是做不到。

    看了《东方红》以后确实觉得心胸开阔了，豁然开朗了。为什么呢？自己是1942年参加进步团体，50年代入党，在自己的面前，这么多的革命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前仆后继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受点批判又有什么了不起啊？马上心胸就开阔了。

    为什么人们这么爱戴他？我曾经说过：“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确实就是如此。好像家人去世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子，但是现在要是谈周总理，总是心里头激动万分。我常常问自己：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永远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