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周总理我就想哭，他是1976年病逝的，很多年了，可是一提到他，我还是哭。我写这本书（指《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可以说是流了不少的泪。邓大姐，她也对我好得不得了，所以这两个人，我心里头一想起来他们，就想哭。

    我觉着这两个人，不但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全世界也应该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毛病是什么？是道德问题，没有道德，现在年轻人都以为很聪明，就是赚钱，赚钱。赚钱为什么？你也不能够吃纸票嘛！他们应该有中国人说的，精神文明，我觉得周总理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说他是富于精神文明，不但是中国古老的，还有革命的精神和道德。这个道德非常重要，要有道德。道德并不是说过去的所谓旧道德，是新的道德，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国家，爱国、爱人民、爱世界。我觉得周总理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一个大人物，不单是中国的。

    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还写得不太好，有些地方我写得太富于感情，外国的出版社划掉了，我发现中国的也没有，可是不要紧，也许这样的好一点，要不然有人会说：“哈哈哈哈，你看这个韩素音啊，一点都不像历史家，只写好的，不写坏的。”可是，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怎么写的呢？我记得是欧纳西夫人，就是肯尼迪的遗孀，她是我的挺好的朋友，她常常给我来信，是她鼓励我写的。她说：“我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是周恩来。”我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崇拜周恩来？她说：“Yes！我只崇拜周恩来。”她也不提她自己的丈夫。她说：你应该写，韩素音，你应该写。因为我知道，你好多时候也跟周恩来谈哪，谈得很久。所以是她鼓励我写的。

    我就写了，欧纳西夫人看了，她认为比较满意，觉得写得还可以，还对。像欧纳西夫人，人家以为她是不懂事的，其实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性的呀。她就崇拜周恩来，我只能够这样说。

    我知道周总理病得很厉害，也知道是什么病，我知道没有办法，但我还是抱着希望。我那时候在外国，我就写了一两封信给他，大概邓大姐那儿有信，他当然没有回答，他不能够回答。我感觉他最后几个月也许相当苦哇！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相当乱，要没有周总理恐怕更乱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怕要是没有他，就会出大事了。

    我是1956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北京，后来出国念书，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1938年我就回来了，回四川，我也想参加抗战。那时候我就和一个中国人结婚，那个中国人是蒋介石侍从室的。

    1941年1月，周总理在重庆讲话，我都不敢和我丈夫说，偷偷地跑去听了，听了以后我心里就感觉到，将来一定会是像他讲的那样。但是，当时没有和周总理见面。后来见面是1956年回国后才谈一谈。那时候他的秘书是龚澎，她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写信给龚澎，我说我要见周总理。她说，好。这是第一次跟周总理谈话，谈了两小时。

后来又见了好几次。我每一次回国，周总理就说：见一次面，谈一谈吧，因为他知道我在外面，很多人请我演讲，因为我写的书比较出名，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跑到美国去，美国不是封锁了中国吗？但是我可以去，很多美国人还要听听，中国到底怎么样。

    我只能说，他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一辈子的看法。

    我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他，我就要哭。我觉得他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中国人民的道德，中国人民的良心，中国人民的英雄。

    周总理有一种感情，使得我们都可以爱他，都可以认为他可以明白我们。他小小的事情，大大的事情都要做。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人，而且在道德方面了不起。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知道我应该怎样给中国做贡献。

    他是最有勇气的，他什么都不怕。欧纳西夫人就说：“我们很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