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内脱离群众现象的集中表现。清除“四风”，才能清风拂面。如何反“四风”？不妨对照老一辈革命家的作为，照照镜子，正正衣冠。

　　反对形式主义

　　那碗形式主义的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

　　毛泽东一生最愿意和农民打交道，对形式主义做派深恶痛绝。但每次出巡，有关部门为了安全，都会通知沿途各单位严格检查、精心布置、重兵保卫、便衣警戒。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乘坐的火车驶入山东境内，望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他突然通知停车，说道：“我要到老乡家吃一碗红烧肉。”

　　吃红烧肉是借口，毛泽东突然下车，就是要到就近的老乡家去调研。但谁知，当毛泽东走近附近的村庄时，家家户户早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农舍主人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家里去做客，然后端出香喷喷的红烧肉请毛泽东品尝。

　　这碗形式主义的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无疑，毛泽东这次突然停车走访，是对有关部门的一次突击考试。

　　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形式主义作了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用一副对联来替形式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画像形象生动，讽刺意蕴一针见血。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也痛斥了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他同时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他还现身说法：“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

　　为掌握真实情况，刘少奇不让大家称呼他“主席”，只能管他叫“队长”

　　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了44天，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坚定了他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

　　刘少奇原保健医生许佩珉回忆起了1961年陪同刘少奇回湖南调查的情况：“当时，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发作得比较厉害，但我们不敢阻止他，因为知道他有重要任务。那时，长沙天气很冷，又潮湿。4月2日，我们到了王家湾生产队，当时的湖南省委副书记当调查队正队长，刘少奇担任副队长。少奇同志规定大家不能称呼他‘主席’，‘首长’也不行，只能称呼他为‘队长’。这样，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才敢跟他说实话。”

　　“到王家湾的时候雨很大，路不好走，少奇同志就穿雨鞋从车子上走下来。他看到了一个人民公社‘万头养猪场’的牌子，可是，走进去后发现里面只有两头皮包骨的猪，很瘦，毛很长，场里连饲养员都没有，房子都是空的。少奇同志一想这肯定有原因，就不往前走了，在这个地方住下来调查，一住就住了六天六夜。”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和彭真组织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过去有人关心的事，而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要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反对享乐主义

　　周恩来严格执行“十条家规”；邓小平游泳不准清场

　　周恩来抵制享乐主义，严格执行不成文的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去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他来代付伙食费；四是家属看戏要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车子；七是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经常乘坐公交车出行。1954年冬天，一辆公共汽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乘客纷纷上车。正是下班的时候，车上比较拥挤，忽然有一位乘客认出周总理也在车上，激动地叫起来，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给周总理让座。周总理让大家坐下，自己还是站着。乘客们感动地说：“总理的工作这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总理说：“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天晚上，周恩来下了公共汽车，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个圈，随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邓小平也始终注意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搞特殊化。他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曾回忆：

　　“首长第三次复出后，开始的时候，中央规定要另外给他配两部车子。首长一看两部车子，就问：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他说：搞这么多车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赶快将首长的意见报告给了有关部门的领导。最后大家争不过他，只好说，在北京的时候，后边只跟一辆随车。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首长都要说：不许在马路上禁止交通。所以，我们每次从住地外出时，只是拦一拦向南行驶的车辆，向北行驶的车辆该怎么走还怎么走，丝毫不受影响。”

　　邓小平喜欢游泳，但有一点他交代得很明确，那就是不能因为他去游泳而赶走群众。1979年7月26日，邓小平到山东青岛视察工作，其间他去第二海水浴场游泳，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李子超万般无奈，便从青岛市公安局挑选了一些政治可靠、水性又好的警察换上便衣在浴场游泳。

　　邓小平到了后，见有人游泳，很高兴。可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察觉出了什么，就问李子超：“那些游泳的都是群众？”李子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都是些可靠的人。”邓小平从其表情和语气中已判断出了缘由，他看了李子超一眼，满脸的不高兴。

    反对奢靡之风

　　朱德拒吃请，“这次燕窝的钱我付。下次再弄来，我可就罢吃了”

　　1957年，朱德视察昆明。省委领导考虑到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宾馆工作人员把伙食搞好一点。但是，朱德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十分严格，再三提出不能超出他的伙食标准，希望把饭菜做得清淡一点。

　　朱德在宾馆住了一段时间。省委在检查接待工作时，发现他每天的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生怕影响他的健康，就批评了接待人员，吩咐做一些燕窝、银耳和胶质重的食物给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