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我的母亲朱敏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返回祖国。不久之后，我就出生了。母亲休完产假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朱德告诫她：“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爷爷一直把我留在他身边抚养，直至我到东北建设兵团，我在爷爷身边生活了15年。我是爷爷的外孙，但爷爷认为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他的亲孙子，没有孙子和外孙之别，都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他“姥爷”，但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在爷爷身边，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爷爷对晚辈非常关心，很少对晚辈发脾气。但若有人不按照党纪国法办事说话，老人家是决不留情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期末考试得了59分。爷爷问我：“你考试得了多少分？”我说：“就差一分及格。”爷爷说：“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和人才。你这个态度不对，看来你没把心用在学习上。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现在不认真，将来办什么事都大大咧咧的，就变成一个废人。”以后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爷爷是佃农出身，当年能完成私塾教育，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地供他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知恩图报，让他们每家来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当时就来了十多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虽说爷爷当时的工资不低，但要抚养这么多孩子，学费、交通费、生活费等开销加起来，一个月下来也就所剩无几了。

    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1959年开始，国家遭遇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人民群众都吃不饱，爷爷要求我们也必须和大家同甘共苦，和同学们一起住校。我们每顿饭都是一个二两的黑面馒头和一碗稀粥，菜也很少。周日回家的时候，菜里才能见到点油腥。当时在中南海，我们家和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家共用一个食堂。为了保证爷爷的身体健康，奶奶特别让厨师给爷爷单独“开小灶”，也就是平时菜里能见点油。可当爷爷的菜端上桌后，我们这些孩子瞪着眼睛看着，爷爷根本没法吃，就都分给了我们。杨尚昆看到这种情况，就端着自家的菜走到我们饭桌前说，我和你们交换一下，尝尝你们的菜。实际上，他放下菜就走了。我们又把他的菜一抢而空。

    爷爷从小什么农活都干过，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养成的习惯。爷爷是种菜高手，困难时期，爷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晚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的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西红柿这些菜都种过。他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什么，边上套种什么，他都懂。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锄草、施肥、灌水，还带领我们在春季去采摘野菜，把芥菜、苦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每个周末采了鲜菜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

    我1970年底入伍当兵。当时，我所在部队的领导是长征时的小红军，他十分敬重爷爷，考虑到爷爷年龄大了，他有意给我找些出差的机会，派我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回到家，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比如，战士们在想什么？吃得怎么样？一个星期能吃几顿细粮？一天能否保证一顿细粮？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们是怎样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的？战士们一个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连队养了几头猪？多长时间杀猪吃肉？杀了猪，猪的下水、内脏战士们能否吃到？同时，爷爷还告诫我不要当“兵油子”，就是那种打起仗来枪口抬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膊伸得最长的人。我提干后，爷爷又时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工作。爷爷说：“部队打仗靠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

    爷爷会打草鞋，在长征休息的时候他就打草鞋，还教旁边的战士一起打草鞋。平时，爷爷在马背上也会放几双草鞋。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战士掉队，是因为鞋坏了，脚划伤了走不动了，爷爷就从自己的马背上拿了一双草鞋给了战士。这些都是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的。爷爷这些爱兵如子的事例，对我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逐渐退居二线工作，有了空闲时间，他就在中南海种兰花。爷爷非常喜爱兰花，据说当年爷爷去考讲武堂，在从四川到云南的一路上，看到有一种白色的花很漂亮，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别人告诉他是兰花，他就挖了两株一直带在身上。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喜欢上了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