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当时在延安的学者和培元、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都有大量的哲学演讲，他们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哲学方法。举一个时期演讲的题目为例：艾思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黑格尔的逻辑学》，郭化若演讲《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中国近代哲学思潮》。其后，这些演讲大都发表在延安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和《解放日报》上。

　　五是，介绍学习研究哲学的方法。如艾思奇发表了《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学习哲学的基本认识》、《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等。和培元发表了《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徐特立发表了《怎样学习哲学》、刘亚生发表了《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者的一点意见》等。

　　哲学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建设

　　前所未有的哲学学习热潮，对党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由于明确了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哲学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广大干部也积极参加到学习哲学之中去。身经其事的郑校先回忆说:“1939年底我入军政学院学习，除集中上课外，其它时间主要就是阅读学院发的教材，自学时间较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 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不仅在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1940年朱德在延安召开的学习大会上指出：我们是跟着延安走的，这里学什么，我们那里也学什么。教育学习，在抗日前线，辩证法大大地发展了；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第二，认识客观实际、遵循规律成为许多领导人的共识。毛泽东号召学习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思想战线上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而通过学习哲学，党的许多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朱德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任弼时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了解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知道革命运动的规律，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我们行动有办法，而不是盲目的乱碰。”叶剑英指出：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获得这个规律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导战争的唯一法宝。张闻天指出：哲学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新哲学会的研究与实践斗争更密切的联系起来，使新哲学会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大规模的哲学学习为延安整风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大幅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陈云的话很有代表意义，他后来多次讲道：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李先念也是运用哲学武装自己的一个典型。1938年他入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特别用功”，“特别用功于哲学”。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多谋善断及其丰功伟绩，和他在这个时期的学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