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28年间,在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的关头,黄安、麻城两县的共产党人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这三次会议如同黑夜中的三盏明灯,在重大历史关头为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文昌宫会议:打响武装暴动第一枪
1925年秋,黄安党团员发展到30余人,成立了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冬季,中共麻城党团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3月,中共黄安县委和中共麻城县委相继成立。广大党团员深入农村,兴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创办三堂红学,组建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春,黄安有10个区、21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5.6万余人;麻城有13个区、34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2.4万余人。革命火焰在黄麻大地熊熊燃烧。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黄麻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土豪劣绅大肆“清党”“剿共”。新任黄安县县长贺守忠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董必武、王鉴、王秀松、戴克敏、曹学楷等92名所谓“共产头子”。一时间腥风血雨,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面对严峻考验,黄安党组织没有退缩。8月,黄安县委委员郑位三挺身而出,重组黄安县委,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以七里坪为活动中心,继续开展工农运动。
1927年9月中旬的一个初秋之夜,古老的七里坪文昌宫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盏梓油灯显得格外明亮。郑位三正在主持召开全体县委委员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吴焕先、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王秀松、潘忠汝、戴季英等2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精神以及湖北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党向我们发出了号令!”“我们找到出路了!”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省委的决定,立即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会议拟定了两份文件:一是郑位三起草的传达贯彻报告,二是戴克敏起草的武装暴动计划。与此同时,麻城县委在邱家畈也举行会议,决定同黄安共同行动。
文昌宫会议后,黄安县委进行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重建县、区、乡三级防务会,建立和发展农民义勇队,设立县北县南两个指挥部。此后,各地开展了打刀造枪、捕杀豪绅地主的活动。共产党员程昭续首举义旗,率领300余农民处决大土豪程瑞林,打响了“九月暴动”的第一枪。
11月3日,文昌宫再次召开重要会议。省委派来的代表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等传达了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黄麻区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决定发动武装暴动,夺取黄安县城。11月11日,在七里坪两万多人的庆祝大会上,黄麻特委在文昌宫召开第二次会议,认为武装暴动已经准备就绪,决定13日晚攻打黄安县城。文昌宫里的运筹决策,掀起了惊天波澜。
文昌宫会议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它及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使黄麻党组织在革命低潮中找到了正确方向;它作出了武装暴动的果断决策,体现了共产党人“以革命继续革命”的坚定意志;它周密组织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为黄麻起义的成功发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会议充分证明,只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才能挽救革命,发展革命。
二、木城寨会议:保存革命火种
1927年11月13日,举世闻名的黄麻起义爆发,成立了农民政权,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于敌强我弱,12月5日,黄安县城又被敌人攻破,刚刚解放21天的黄安县城复陷敌手。起义领导人潘忠汝、王志仁壮烈牺牲,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率领队伍冲出重围。
12月下旬,突围队伍昼伏夜行,辗转来到木城寨。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清醒地分析了形势:鄂东军不能总是停留在中心区,必须避敌锋芒跳出圈外,把敌人引走,减少中心区损失。会议作出两项关键决定:一、队伍开到木兰山一带活动;二、吴焕先、陈文侯等少数人转入地下,以木城寨为活动中心,领导当地群众坚持斗争。
不久,起义突围队伍在箭厂河东南的太平寨山下闵氏祠堂集结,共七十二人。在吴光浩带领下,队伍经七里坪南进,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于12月29日胜利到达。队伍在木兰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木城寨会议的历史作用在于: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它作出了正确的战略转移决策,保存了宝贵的革命骨干力量;它确立了“避敌锋芒、跳出圈外”的灵活战术思想,体现了实事求是、机动灵活的斗争智慧;它为后续的武装斗争保留了火种,使黄麻起义的成果得以延续。木城寨会议是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上一次关键性会议,没有这次会议的正确决策,就没有后来燎原鄂豫皖的革命大火。
三、清水塘会议:开创根据地新局
1928年5月,工农革命第七军和黄安县委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戴季英等,在黄安县紫云区(今红安县檀树岗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木兰山游击战争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召开的,需要为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选择新的立足点。
会议决定: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具体而言,就是实行第二次战略转移,开辟两省三县交界的豫南光山柴山保为游击根据地。
这一决策的战略眼光在于:柴山保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山区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地处边界,便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群众。会议标志着革命武装从流动游击向创建巩固根据地的战略转变。
清水塘会议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作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从游击战争到根据地建设的战略转变;它揭开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为此后鄂豫皖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它是鄂豫皖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革命力量开始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
从文昌宫会议到木城寨会议,再到清水塘会议,这三次会议清晰地展现了黄麻地区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战略抉择。文昌宫会议解决了“要不要革命、怎样革命”的问题,作出了武装暴动的决策;木城寨会议解决了“如何保存革命力量”的问题,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策;清水塘会议解决了“如何发展革命力量”的问题,作出了创建根据地的决策。
危急时刻,会议之光划破了鄂豫皖的沉沉黑夜。三次会议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革命面临严重困难、前途未卜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党组织的集体决策力量;都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决策;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雄辩地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党的集体决策是指路明灯,能够照亮革命前进的方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集体决策,坚持实事求是,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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