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了扩大苏区、扩充红军、广泛宣传抗日，1936年1月，中共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任命习仲勋、贾拓夫等为领导，创建关中苏区，以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本文以《周恩来年谱》等史料为依据，梳理了周恩来自大革命时期对陕西党的工作的指导，到长征中与陕西籍革命者贾拓夫的交往，再到红军落脚陕北后亲自部署关中苏区筹备与建立的过程。重温这段历史，对于缅怀革命先辈、深化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苏区建设；关中苏区；陕甘边区；习仲勋

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习仲勋旧居）

    1929年，红军出击赣南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此后，为获得休养生息的环境，取得粮食、被服和兵员补充，并安置伤病员，每到一地，周恩来都强调“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1934年8月18日，他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社论，指出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开辟和创建新苏区，始终是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实践表明，关中苏区的创建，不仅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局面，也间接挽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领导干部的生命，为中央红军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前沿阵地。

    一、 早期指导：为陕西党的工作与武装起义奠定基础

    周恩来对陕西党领导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肯定，为日后创建关中苏区打下了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

    1. 播撒革命火种与清涧起义

    1926年，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组织部秘书身份，多次听取陕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强调建立党的武装的重要性。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10月12日的清涧起义，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率领党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掌握的军队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尽管起义在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中受挫，但促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农民协会的建立，唤醒了民众，为日后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播下了革命火种。

    2. 指示信与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

    1928年1月2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提出兵暴时机成熟的四个条件，强调若条件不成熟应“迟缓一点动作”，或“移动的方式到农运发达的地方去参加农暴”。1929年6月22日，周恩来修改的中共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尽力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于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1930年前后，谢子长、刘志丹等进行的多次兵运工作及“三道川事件”等血的教训，使陕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武装。这些早期探索，为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 长征交往：贾拓夫与中央落脚陕北的决策

    长征中周恩来与陕西籍革命者贾拓夫的交往，为即将创建关中苏区提供了关键的现实条件与情报支持。

    1. 贾拓夫：从陕西到中央苏区的“向导”

    1933年底，贾拓夫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中央根据地汇报工作，后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留在中央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是陕北革命者中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并走完长征的原籍陕西人。1935年9月，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在班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贾拓夫列席并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建议中央到陕北去。这一建议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采纳，为确定长征落脚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2. 会师与陕甘根据地的挽救

    1935年10月中旬，贾拓夫受中央委派，与李维汉率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在甘泉下寺湾见到程子华、郭洪涛等，介绍了长征情况，促成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中央到达后，迅速纠正了“左”倾错误，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挽救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这一系列事件，为随后系统规划和建立关中苏区创造了前提。

    三、 筹备建立：关中苏区的战略定位与具体部署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后，周恩来直接参与并指导了关中苏区的筹备与建立工作，赋予其明确的战略任务。

    1. 战略定位与习仲勋的任命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之领导全国革命，并开始新的历史时期。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习仲勋上任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与他谈话，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习仲勋回忆，这第一次正式接触中，周恩来对敌情了如指掌，其军事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 军事部署与反“围剿”斗争

    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针对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五省军队的情况，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他致电朱理治、肖劲光等，指出东北军正以主力在关中“围剿”，命令陕甘、关中两苏区红军破坏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扩大抗日运动，以钳制敌人。同日，又决定关中、华池等地地方部队会合南下同官、宜君以西，牵制打击北进敌人。次日，致电指出红军战略方针应跳出围攻圈，转向西北，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

    3. 地理分析与苏区范围

    同年9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介绍陕甘各苏区情况，特别提到关中苏区距西安仅九十里，辖中部、宜君、耀县、三原、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十县之乡村。从军事地理角度明确了其作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突出战略地位。

    结语：创建、建设、发展和稳定苏区，是周恩来一贯重视的工作。1936年初，习仲勋受党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表彰他在关中分区的卓著成绩。这段经历，也为后来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长达10年打下了基础。周恩来与关中苏区的建立这一历史篇章，生动体现了党的早期领袖如何将战略预见、组织能力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为革命开拓新局面。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