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红军堤”并非单指某一条特定的堤坝，而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湘鄂西等苏区领导军民共同修筑的一系列防洪堤的统称。它位于江汉平原，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进驻潜江熊口镇，恰遇田关附近东、西荆河溃口，贺龙亲率红军部分官兵和当地群众在此筑堤十华里，即今东荆河田关堤，群众称“红军堤”。是党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的历史见证，是镌刻在湘鄂西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政绩丰碑。

1960年在原堤基础上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水闸（一闸八孔，单孔净宽4米），并立碑镌刻贺龙贺电内容。

    魏巍大堤的诞生背景：水患之中的生死抉择

    江汉平原是湖北的粮仓，宛如镶嵌在长江中游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里河流纵横、湖泊星罗，也是历史上水患频仍的地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汉平原大部分属湘鄂西苏区版图。1931年前后，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叠加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苏区面临绝境：当年7月，县境连降暴雨，内涝外洪酿成特大水灾；8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更是在监利上车湾掘开荆江大堤，妄图“水淹苏区”。致使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地百分之95的区域被淹，千百万亩良田沦入水底，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仅监利逃荒人数便达30余万。瞿家湾被淹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等机关被迫迁往周老嘴。

    在严峻考验下，湘鄂西省委果断提出“以修堤和恢复生产为中心”的号召，组织起军民一体的抗灾队伍。据记载，当时监利县委广泛成立“赤色灾民团”，组织生产自救；武汉富商黄少山（监利人）也慷慨解囊，捐资购粮救济灾民。但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党领导军民联手，筑起抵御水患的“红色水利长城”。

    彰显了“民之所忧，我必念之”的政绩初心

    修堤不仅是恢复生产，更是关乎苏区存亡的“生命线”。中共湘鄂西省委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情，迅速组织以堵口复堤为重点的抗灾斗争。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专门作出决定，派人深入实地调研论证，倾听群众呼声，把解决水患、保障民生作为首要政绩来抓——从财政总收入中抽出百分之30用于堵口复堤，同时发行30万元“水利借券”筹措经费。面对东荆河溃口成灾，贺龙亲率官兵与4县2万多民工用时两个月完成长19公里的堵口复堤工程，各级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星期六义务劳动参与修堤，红军指战员也在反“围剿”战斗间隙上堤支援。秋后，江陵县委还发动灾民组织“耕牛站”，解决种子、农具困难，及时“赶秋”。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长达200公里的堤防工程，保住了苏区的命脉。

    诠释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责任担当

    军民共建，身先士卒。以湖北潜江的田关堤段（西荆河堵口）为例，1931年10月初，贺龙率领红三军进驻潜江，即刻投入险工险段整治。面对西荆河田关段溃口形成的深潭，究竟是原地堵口还是退挽新堤，指挥部曾有分歧。为了探明地形，贺龙毅然跳下3米多深的深潭摸排，证实基础可行，统一了思想。随后，他带领红九师二十五团、二十六团士兵与3000多名民工并肩作战，吃住在工地，亲自挖土、挑担、打夯。

    在枪林弹雨中，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扫射，敌军不断骚扰，红军战士一边持枪警戒、喊出“武装保卫修堤”的口号，一边挥镐筑堤，多名指战员献出生命。但干群斗志弥坚，提出了“宁肯不吃饭，不可不修堤”的口号，许多人忍饥挨饿，白天挑土，晚上挖野菜充饥。工地上你追我赶，妇女儿童也送茶送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种“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的作风，正是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注脚。潜江百姓感念于此，曾自发供奉贺龙长生牌位，诗人亦赋诗赞颂：“秋雨霏霏水渐寒，将军奋勇下深潭。筑堤堵口留功业，救困扶危百姓安。”

    铸就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历史丰碑

    传承红军堤精神，最根本的就是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必须以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成效的根本标准。当年，红军堤不仅挡住了洪水，更筑起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如今，湖北潜江、监利等地仍保留着“红军堤”“红军闸”等遗址（2008年潜江红军堤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史上潜江泽口段汉江堤常毁，东荆河、西荆河交汇的田关是咽喉要道，1931年水灾曾致潜江全境受灾。贺龙主持完成的田关堵口复堤工程（堤长1500米，完成土方8.4万方），保障了下游400多万亩农田安全，被群众亲切称为“军民堤”“红军堤”。

    红军堤是历史的见证，以不朽的功绩激励着新时代奋斗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它不仅仅是一道守护民生的水利工程，更是一面映照初心的明镜。它时刻昭示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而是刻在群众心里、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舍生忘死、苦干实干、一心为民”的精神，永远是镌刻在湘鄂西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