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7 年12 月，鄂豫皖红28 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红28 军政治委员高敬亭（未设军长）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四支队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 年初，张辉（笔者父亲）所在的红28 军便衣队接令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集中。部队告别了和国民党拼死战斗了三年的大别山，急行军到达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七里坪盐店河村“蔡家湾”，随即由林维先参谋长编入司令部交通队。此后四支队迅速东进，向皖中出发，途经新县、商城、六安、霍山、舒城、庐江，3 个多月后抵达长江边的“怀宁嘴”，被长江上日军军舰发现后受到炮击，部队遂转向，经无为到舒城山区。在大小关又与日军的一个步骑中队遭遇，血战一个小时杀退敌人，战友王兴寿的腿受了重伤。但张辉受了伤还不知道，同班战友陈福胜发现了说：“小张你的脚上流血了。”这才发现腿部两处受伤，是炮弹炸伤的，经卫生员包扎后，继续带伤行军七天，到达安徽舒城东西港冲驻扎。伤处一块很大，再深一点，腿就断了。大的伤疤看起来就形同勋章，带了一辈子。

王兴寿、张辉
（王兴寿：安徽金寨人，1929 年5 月参加商南起义，30 年参加红军，36 年入党。历任红25 军手枪团班长，红28 军手枪团排长，新四军四支队特务连排长，二师被服厂厂长，军分区副官，淮南独立旅所长，苏北军区医院院长，革命烈士）

    1938 年底，张辉被四支队司令部选去做机要译电员，由于张辉曾读过一年私塾，又爱学习，在那时算是有文化了，因此在司令部交通队里还担任大家的文化教员。经过紧张的训练，张辉掌握了机要译电所用密码的方法，随后在高敬亭司令员身边做机要员，还有两位机要员是江腾蛟、蒋翠湖。

    1939 年6 月初，因“高敬亭事件”，高被叶挺扣押，随后在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驻地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场诸老圩（四支队司令部驻地）进行了反高斗争，高的罪名是“反党、反中央、反军部、违反统一战线、逃避抗战、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等七大罪状，对此，高敬亭一条不认。斗争会后，高敬亭在肥东青龙厂附近被枪杀，此乃新四军一大冤案，解放后此案经毛主席批准平反。高敬亭被杀后，张辉被调离司令部，先后到四支队七团、九团任机要员。

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场诸老圩新四军东进纪念馆

    一、第一次见到刘少奇

    1939 年10 月，为加速开辟皖东根据地，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率先遣人员进入皖东。

    11 月底，张辉在九团接四支队司令部电报，派一个营到豫皖交界处“正阳关”接由确山竹沟来皖东的胡服（刘少奇）和徐海东（接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胡服等人到后在团部吃了中饭，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部队护送至四支队驻地“大小邓家”，该处位于皖东定远藕塘西南周家岗(全椒西北），司令部设在滁县章广镇太平集，与定远藕塘相临，七团、九团分驻周边地区。这是张辉第一次见到刘少奇。

    在从确山竹沟出发不久，徐海东旧伤复发，大吐血，其后一直躺在担架上和部队行军。徐海东原为鄂豫皖红25 军军长，1934 年11 月16 日，红25 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笔者家乡）出发长征，徐在途中受重伤，子弹从左眶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昏迷4 天，其中出血堵住喉咙，紧急时刻，护士班周少兰用嘴吸出血块，也是命大，徐海东多次受伤，这一次又化险为宜，到陕北后，徐海东与周少兰结为伉俪，周少兰改名周东屏。此次到华中，周东屏携子女一同前来。

    12 月初，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徐海东从涡阳县新兴集出发，经颍上、正阳关抵达定远藕塘一带，与张云逸、邓子恢会合，随电令江北指挥部和鄂豫皖区党委机关立即转移到定远藕塘一带，并告之有重要的中央指示精神要传达。随后，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率指挥部直属部队和机关人员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江北指挥部驻“大小邓家”，鄂豫皖区党委机关和皖东工委机关，合驻在瓦屋薛。

1939 年8 月27 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延安合影
（周恩来于当日去苏联治疗臂伤，刘少奇于9 月15 日再去华中）

刘少奇在定远县藕塘旧居

    此前，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两个支队、一个游击纵队。7 团、9团、14 团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兼任支队司令（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一起活动）；8 团、10 团、15 团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司令）。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根据地坚持斗争；第五支队开赴津浦路东，开辟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坚持巢湖、无为地区。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机关与江北指挥部一起活动，区党委书记郑位三、民运部长张劲夫、宣传部长彭康。军事部长谭希林。江北指挥部同时指挥第六支队、鄂豫独立游击支队。

    1939 年12 月21 日至23 日，在皖东周家岗，徐海东率领四支队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1940 年1 月28 日，由于紧张的战斗，旧病复发，大口吐血，徐海东病倒在皖东战场上。刘少奇电告中央书记处：海东同志又吐血，肺病相当严重，三、四月内无法工作。毛泽东得知后，立刻发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 年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等在定远藕塘留影，前为徐海东子女徐文伯、徐文慧。后排左起：吴华夺（四支队9 团团长）、周业臣（四支队供给部长）、徐海东、梁从学（江北指挥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秦贤安（四支队7 团团长）

    二、在刘少奇身边做机要工作

    1940 年1 月，中央批准成立“皖东军政委员会”，党军统一属中原局指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合署办公。4 月1 日，刘少奇、赖传珠率中原局机关、江北指挥部、新四军第四支队，跨过津浦铁路侵华日军的封锁线，于5 日到达淮南路东抗日活动中心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同在来安、嘉山、盱眙、天长、高邮等县活动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会合，与第五支队和路东地方党负责人罗炳辉、郭述申、方毅、刘顺元等共同指导路东的抗日战争。5 月，张辉调回江北指挥部机要科，在刘少奇身边做机要工作，和刘少奇同在一党小组。中原局机要科长薛丹浩（“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长）、江北指挥部机要科长左金强（“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副科长），原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机要科长”李资平到五支队。

    机要译电员工作责任重大，密码重于生命。1938 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党全军颁发了《译电员守则及机要规则》。规定：“机要办公室应靠近首长，容易警戒；机要室除直接有关首长外，其余人员禁止进入；译电员必须在机要室办公；机要人员与家属亲往信件，必须经过负责同志看过。”

    张辉回忆：“根据规定，机要译电员就住在领导附近或隔壁。在团里，则和团领导同住，外出有警卫，行军有马骑。1940 年前后，主持华中工作的刘少奇在四支队司令部、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就住在机要科隔壁。刘少奇化名胡服，高高瘦瘦，穿着普通。刘少奇酷爱读书，工作再忙也常常读书到深夜。在江北指挥部的小山村里，他睡得最晚，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晚睡，他每天仍保持着早起在周边散步的习惯，天不亮就起身，敲机要科的门喊道：“小鬼们起床了。”张辉等人起来后，跟他一起散步，边走边谈，少奇同志尤其是对大家的文化、政治学习十分关心，问东问西，兴致很高。由于长期征战，为革命殚精竭力，刘少奇患有严重胃病和胃下垂，但他生活待遇和大家一样，并无特殊。少奇同志酷爱抽烟，而且喜欢在散步时抽，大家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不仅把他看作是高级领导人，更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可敬的师长。”

    刘少奇到达皖东后面临的是极其严峻的局势。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后，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敌后抗战局面并未完全打开。皖东地区党组织和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扭转不利局面，1939 年12 月至1940 年2 月，刘少奇在皖东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出席三次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有：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郭述申、徐海东以及邓子恢、戴季英、罗炳辉、刘顺元、李世农等。

    刘少奇在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坚持持久战，不能依靠国民党军队，要依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发展革命武装，多多益善嘛！”刘少奇在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使大家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决不是出路。

    通过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刘少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团结带领皖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先后取得“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重大胜利，创建了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 年10 月21 日，刘少奇、赖传珠率中原局机关和部分江北指挥部人员从皖东北出发，31 日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第5 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第5 纵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韦国清汇合。为了统筹华中全局，中央致电刘少奇：“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刘少奇随即率中原局机关等一行人，赶往苏北海安，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会师。

    当时华中部队已经不少，有黄克诚部、陈毅粟裕部、彭雪枫部、张云逸部。这些部队分散各地，各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因此，统一指挥至关重要。

    1940 年11 月10 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中央很快回电：“同意在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以胡服（刘少奇）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11 月17 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华指）”成立，对外仍称新四军。几天后，指挥部机关由海安迁驻盐城。

    1941年1 月6 日，“皖南事变”爆发，张辉仍在江北指挥部做机要员，他记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况：“第一天（7 日）接到皖南军部电报，说战斗形势很好；第二、三天的电报说伤亡很重，伤员无法转移；第四、五天的电报说全部被敌包围，粮弹缺乏；第七天（13 日）电报仅几个字：‘粮尽弹绝’，此后再无军部的音讯，这是江北指挥部收到的最后的一封电报了。七天时间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张云逸、邓子恢日夜守在机要科，根据电讯，断定皖南军部北移部队‘全部覆灭’，教训是很沉痛的。军部个别领导右倾思想，估计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中不敢消灭我们。后来从少数突围过来的人中才知道战斗的详细经过，痛惜晚矣！”同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机要科也收到了军部用脑记密码发来的电报，内容基本相同。

    1 月17 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军费，并声称要将叶挺（被捕）交军事法庭审判。

    1 月25 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为新四军新军部。新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 个师1 个独立旅。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二师，所属四支队为四旅、五支队为五旅。张云逸副军长兼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1941年3 月，张辉任二师司令部机要员。1941年7 月，张辉任二师四旅机要股长，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兼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二师四旅前身即高敬亭领导的红28 军，后为21 军61 师，是著名的红军师。1941 年12月，张辉任淮南军区（二师兼）路东联防司令部机要科长，司令员杨梅生、政治委员刘顺元。

新四军二师主要领导：（左起）杨梅生、罗炳辉、方毅、罗占云、张云逸、郑位三、刘顺元、张劲夫

新四军二师/淮南行政公署/淮南军区布告

    三、刘少奇与江淮银行

    打战离不开钱，换句话讲：“打战就是打经济、打钱”。当时新四军已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了3 年，军队人数大增，但国民政府给的军费仍按当年新四军的编制发放，甚至不能足额。为此，新四军领导提出要抓经济、办酒厂烟厂军工厂、办根据地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进行“经济抗战”，否则，全民抗战难以支持。

    张辉回忆：刘少奇在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时就指出，日寇和汪伪政权用他们发行的伪币，到敌我“拉锯”区来掠取财物，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们。因此，我们要建立银行和印钞厂，发行根据地流通的货币，将伪币挤出去。1940 年2 月间，刘少奇就与后来任军财经部副部长的李人俊商量成立江淮银行，发行新四军的钞票，同敌人开展经济斗争。

    关于新筹建银行的名称，当时有人建议取名“淮南银行”，有人考虑到银行立足淮南、面向淮北，建议取名“两淮银行”。刘少奇认为，“两淮银行”面太窄，也不够气派，而且，新四军还要向东发展，继续挺进，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因此，提出了“江淮银行”的设想。

    1941年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建立银行时，就用了“江淮银行”这个名字。4 月1 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于，12 日挂牌对外营业。江淮银行属新四军军部财经部领导，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班子。新四军财经部部长朱毅兼任江淮银行行长，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骆耕漠同时兼任副行长。银行下设营业、会计、秘书三个科，共计四十余人。有几位银行的中层骨干从军部财经部抽调而来，其他则是由上海地下党在上海物色推荐的熟悉银行业务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从抗大五分校招进的一批知识青年组成。

    近来有研究认为：江淮银行是1940 年11 月在海安成立的，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分别兼任正、副行长。据筹建人员范仲云、李人俊回忆：1940 年11 月在海安“选举产生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并成立了江淮银行”，明确了他副行长职务，刘少奇离开海安，李人俊以副行长身份到东台（现大丰）办印钞厂（《新四军江淮印钞厂创建始末》1982 年12 日，《大江南北》杂志1998 年第12 期）。骆耕漠在《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一文中道：“大概在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即准备发行江淮银行流通券。”（见《苏北抗日根据地》第399 页）。

    朱竹雯（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夫人）回忆：“部队的钱财都由我们掌管。当时的经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部队打仗用的钱啊。我在苏中金库工作，金库隶属苏中行政公署，行政公署主任就是管文蔚同志。金库既管黄金又管钞票。但是因为敌人的扫荡和“清乡”很频繁，我们经常要转移，金库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都是背在身上。还有一个班专门跟着我们走，保护这个金库。江淮银行是代理金库。1940 年11 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1941 年4 月1 日，江淮银行在苏北盐城正式开业。”

    可见江淮银行在1941年初就已存在，并准备发行江淮银行币了。资料表明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是主管。

    笔者认为：其时，华中党政军统一领导，由根据地政府“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出面符合程序，这应该就是以上“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说法的来源。

    刘少奇在海安16 天，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经他提议，中央批准，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了华中的军事指挥；二是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三是成立了江淮银行。三件事涉及军事、行政和财经，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卓越才能。

1941年江淮银行一元（正反面，作抗币五元）
下有胡服（刘少奇）英文签名（威妥玛式拼音法签发“Hwu Fao”的江淮币）

朱毅、李人俊、骆耕漠

    1941 年4 月4 日，江淮银行成立的第四天，军财经部长朱毅和江淮银行会计科科长陶涛向组织上申请结婚，刘少奇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完全同意”四个字，并说：“我也要和王前同志结婚了，就和你们一起举行个集体婚礼吧！”婚礼热闹又俭朴。喜酒只办了两桌，一桌是刘少奇和王前，另一桌是朱毅和陶涛，其余的人为当时在盐城新四军军部、中共华中局的领导人。第二天，刘少奇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婚宴两桌的60 元钱从其稿费里开支（文载：刘少奇、王前结婚时间是3 月30 日）。

    张辉和王前也熟悉。1939 年5 月2 日，叶挺、邓子恢、罗炳辉到无为。叶在襄川小学礼堂发表讲话，其中一位女童子军听后，决心参加新四军，到四支队当了卫生员，这就是刘少奇前夫人王前（1923 年出生，安徽无为人）。

    据载，1940 年10 月，组织上安排一个任务，要她负责送一重要人物去外地，王前的工作是和领导假扮夫妻。完成任务后，王前才知道和她假扮夫妻的领导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几个月后，刘少奇还特来王前处表示感谢（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前在新四军军部做保健护士）。那时，刘少奇正是单身，两人互生好感，在周围同志的促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941年7 月，刘少奇由于转战南北，过度劳累，健康严重受损。9 月，又患了重度痢疾，血压降低。为此，中共中央发电让他回延安，一来是要他休息一下，但更重要的是，七大召开在即，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协助他。9 月13 日，毛泽东发电给刘少奇：“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因为华中局工作太多，直到1942 年3 月19 日，刘少奇才和王前一起动身从阜宁单家港去延安，经过9 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2 月30 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