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最杰出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而且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东西，跟钱学森谈科学，跟华罗庚谈数学，跟李政道谈原子核，跟诗词大家谈诗词，跟中医大师谈中医，几乎在任何领域都懂得非常专业的知识，真正做到掌上千秋事，胸中百万兵。

    这一切都来自他从小赓续中国古代先贤的读书好学传统，一生勤奋学习，终身看书，将读书作为陶冶个人情操的重要途径，在他的办公桌上，睡觉的床边上一直放着厚厚的，高高的书本所环绕，并且走到那里把书带到那里，他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书。他一生读了近10万册书。他将读书视为“终身的爱好”，一生与书为伴，从不采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活学活用，推陈出新，融汇传统治学精华与革命建设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刀落，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如今，我们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应学习借鉴继承毛泽东的读书精神，从中吸取养分，在知识社会里获得更大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生命不息 读书不止”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格言。他号召广大干部要养成看书学习的习惯，毛泽东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了，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1976年9月8日，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全身插管，无力说话，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当他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连胜露出了微微的笑容，真正是“一心学习，至死方休。”

    书，与他终生为伴；读书几乎占了他工作以外的全部业余时间。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的徐涛说：“毛泽东嗜书成癖，这样说不为过分，很难想象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

    70年代初，毛泽东体质下降。在最后的几年里，他仍读书不止。小字本的看不清，就看大字本的。从1973年底到1976年初，他先后看了几十种大字本书刊。有一次高烧到39度多，两三天不吃东西了，站不起来，躺在床上还要看书。1975年7月中旬，毛泽东的眼睛动了手术，一时看不了书，就叫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张玉凤回忆说：她给病重的毛泽东多次读过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毛泽东总是让她慢慢读，他跟着慢慢背。她读几遍，他就背几遍。眼睛手术后，视力稍有恢复，他就象平时一样看样看书看文件。医生规定每天只能看15至30分钟，但实际上他每天看书学习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医生的规定。

    毛泽东只要稍有空闲，他就看书，与人读书。他这嗜书如命的习惯，是从学童起步时慢慢养成的。

    1907年被父亲强令回家干活后，白天，再也不属于他了，而属于繁重的农活，偶尔忙里偷闲看会儿书，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训斥。有一次，父亲要他到野外去放牛，毛泽东便随身自带看书，让牛去吃草，自己却在树荫下看起书来，他被书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竞忘了放牛的任务。牛跑到人家的菜园里吃了不少菜，等邻居发现后大声喊叫，他才惊醒过来。邻居怒气冲冲地找他父亲要求赔偿，为此，父亲非常生气，用许多难听的话来斥责年少的毛泽东。

    白天不行，他只能利用晚间了。而晚上的时间，却被黑暗统治着，他要点灯，父亲嫌灯油太贵，又不愿让他看“杂书”，他只能偷偷去看。他用被单蒙住窗户不让光线透出。即便在闷热的夏天也是这样。总悬着一颗怕被父亲发觉的心，于是，他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读书，韶山冲附近的书借阅空了，他又设法到外婆家去借，至今，韶山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当年他给表兄的“还书便条”。

    1911年，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为多读一些有价值的书，不得不到处找参考书。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拆价书，旧书残缺就将其抄书修裱好，再读。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期间，毛泽东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黎锦熙回忆说：“我去当时毛泽东驻地--平民通讯社所在地福佑本时，看到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殿里，办公桌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还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十几年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在这期间读过的书，他回忆说：“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书文本。有三本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生活中，虽然战斗频繁，但毛泽东仍苦读、苦学。他口袋里常常放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会出来看。至今仍然摆放在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旧居的小油灯，让每一个前去参观的人联想到当年他刻苦学习的情景，都会肃然起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日理万机，但他读书的热情仍然不减。他的办公室“菊香书屋”存放着他的图书6万册，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屋。他的起居室，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几只沙发外，三面靠墙都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卧室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只藤椅和一张大的木板床外，环绕四壁的仍是书橱和书架，里面放置的事他经常阅读书。就连睡觉的床上，一半也垒起半尺多高书籍占据着，这是为他睡前醒后，一翻身就一伸手就可以拿到需要的书读而设计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总是兵马未动，书籍先行。卫士们提前一小时把他的两个一半是方的木头箱子送上专列，书籍里装满他计划阅读的各种书籍，卫士们按照他的书在家里摆放的顺序，将他正在看或准备看的书摆在床上，桌上。他上车后，擦把脸就开始看书。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看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一部重刻宋淳熙本《昭明文选》，就是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断断续续地看完的。

    读书时毛泽东一生最大快事，他自己曾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不读。”对此，与他有几十年交情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他《西行漫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不知疲倦地读书研究哲学的情景：“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门谈了这几本书，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潜心读书  一心向学”

    读书！读书！读书！毛泽东一生贪婪地、刻苦地读书。

    为潜心读书，他根据颜真卿的诗句写了一题对联勉励自己：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爆，十日寒。为了锻炼自己的读书能力，有时，毛泽东故意来到马路边人声嘈杂的地方读书。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从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等讲的韦编三绝、孟母三迁、悬梁刺股、程门立雷、手不释卷的脍炙人口的古人读书故事中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发奋读书，在学海中遨游。1909年，毛泽东说服父亲后，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湖私塾读书。一年后，他又成功地说服父亲暂时收起让他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的想法，到东山学校去读书。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东山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张实行“新法教育”，讲授当时作为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并且还有个藏书楼，让毛泽东看到一个比韶山冲广阔得多的世界，从而激起了他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唤起了他更加远大的政治抱负。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出湘潭，跟着贺南纲老师来到了长沙。

    长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更加广阔得天地。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了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投笔从戎，支援武昌起义。推动清朝王朝后，毛泽东决定决定脱离军队，继续念书。在经过许多选择后，他报考了著名的“湖南全省全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了。半年后，他通过读教员借给的一本《御批历代返鉴辑览》后，感到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便退了学，寄居于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自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区读书。

    毛泽东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每天一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上，聚精会神地读。湖南省立图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居全省之首。他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日复一日地坚持，每天第一到，最后一个离开，只有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充饥。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的积累。他在图书馆读了亚当·斯宾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著作，还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和历史，学习整个世界的地理和历史，获得大量的新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后来，毛泽东回忆一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我就像牛闯入了人家的茶园，尝到了茶的味道，拼命地吃。

    但由于客观原因，他的自学生活难以维继，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正是这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生生涯，让他接受了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正规教育，为毛泽东一生打了坚定的基础，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跨上新境界。

    “一师是个好学校”。毛泽东多次这么说。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号称是高学府，大约是排名第二的意思。学校的教师中有很多名流。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秀范、黎錦熙等，毛泽东的同学有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等等。他在这里通过刻苦学习，打下了学识基础，开始了有了思想方法和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成了一群人认可的领袖。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瑜等开始商量组织新民学会，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它意味着毛泽东身上形成某种向心力，开始向外发某种力量。这是他后来行为的缩观缩影，迈出构成了他事业团队关键一步。

    “广泛阅读 博览群书”

    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术讨论会上，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省提议把比克夸和轻子更为基本的东西称为“毛粒子”、既“毛泽东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并证明这是“哲学的最高荣誉”。

    这是因为毛泽东极善于把哲学领域中学习研究的成果，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既用唯物辩证法来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问题。当他看到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新概念》一文，极力赞赏。他说：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客观、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可以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提出了质子、中子还应该是可分的科学见解。中外物理学家们的科学实验与研究，显示发现了夸克的存在，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对的。

    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历来对自然科学极为重视。为认识、研究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他在青年时代、就阅读了《天演论》、《物种起源》等书，直到晚年还阅读这些书。延安时期，毛泽东收藏、阅读量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汤姆生写的《科学大纲》，普郎克写的《科学到何处去》，秦斯写的《环绕我们的宇宙》、鲁丁顿写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

    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谈，无一不通。不仅对《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篇内容娴熟，分析透彻，频繁引用；就是对浩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也都细心扎实地读过。一部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还读并做了大量圈、画和批注，对中国古籍的收辑得比较齐全的《四部备要》，毛泽东也读了部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和浏览了大量中国文学，包括诗、曲、赋、小说等。

    对于地理，毛泽东也很有兴趣。他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件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文化紧密联系到一起来看待的，从而表现力他在观察问题时独具慧眼，也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运筹帷幄创造了条件。”

    从1913年到1916，毛泽东的重点是读中国历史典籍。除上课堂上图文、修身、历史、地理接触到的以外，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古书。毛泽东回忆说。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时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是反复讨论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为之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最早看过，而最为其浪漫色彩吸引的一书，他位置着了迷，领着一伙看牛顽童，时常在韶山冲的山林里，自编自导自演“孙悟空在花果山”......尽管有多种多样复杂的因素，但从个性来说，毛泽东多像孙悟空，他的嫉恶如仇、他要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应该说，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对《水浒传》的言论，表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他少年时代“喜欢”经常有了根本的不同。但他领导的几次反“围剿”于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但他领导工农武装，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也有异工同曲之特点。他一生对《水浒》都有特殊的感情。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建议学会会友读《水浒》，长征途中，他经过简装的行李中仍保留一套《水浒》。直到晚年，他仍然关注对《水浒》的评价，感叹于农民起义领袖因不反对天子，结果受了招安。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内涵很深，《三国演义》的中原大逐鹿、孔明与周瑜的用兵技巧，为毛泽东信服，并在他指挥作战时，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予以巧妙地运用。

    毛泽东的广泛阅读，博览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从内容到形式，在毛泽东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毛泽东即勤于学习，也善于学习。他在老师的教诲下，做到了读书与思考相结合，在思考中理解和消化书籍的内容，巩固和深化读书的成果。具体说，就是“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多读。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他说袁大胡子，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国文老师，叫袁仲谦，他对袁老师非常敬重。在袁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他养成了多读的习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通俗小说、马列经典。无所不读，广泛的阅读，拓展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辞藻，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体系和锐利的思想系统，为他的文章“高大上”夯实了基础。据统计，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为多读书，他养成了动手抄书的习惯，他的同学罗学瓒就曾借过毛泽东手抄本的《西洋伦理学》7本。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生活中，虽然战斗频繁，但他仍苦读、苦学，并且每次红军打一下县城，他都要嘱咐战士们帮助收集书和报刊，他从中挑出一部分带在身边随时阅读，全国解放后，他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其中南海的旧居——“菊香书屋”简直就是书的世界，除了书架上摆满的各种书籍之外，办公桌上、饭桌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是书。据统计，毛泽东生前个人藏书有近10万册。

    毛泽东多读，除了数量，种类的要求之外，关键是经常读，反复读，从中琢磨领会其中深意。例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他先后读了100遍。《联共（布）简明教程》、《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毛泽东先后读了17遍。《红楼梦》，他至少读过10种不同的版本。韩愈的古文及唐宋诗词，他达到背诵的程度，精深了解，透彻领悟。

    多写。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有一次，他想同学萧三接了一本《世界英杰传》，过了几天，他很客气，想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笔墨画了许多圈点。毛泽东这个习惯得益于他徐特立老师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终生躬行实践，坚持不辍，只要读书就做笔记，写评论，养成了手中无笔不读书的好习惯。

    1917年，毛泽东听杨昌济老师讲《伦理学》；教材是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约10万字。他在认真听讲，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在书中留下大量的圈点的同时，还在书上写下了15000多字的批语，对原著进行引申与批判，并抒发了自己的伦理、哲学、历史观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得最多的是哲学书。打开他读过的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等九套书籍，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划的各种笔迹和 成段的批注，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

    毛泽东的学习笔记形式灵活多样，除了各种记录本外，还有选抄本、摘录本、以备做重点记忆。凡是他度过的书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作的批注和标记。直线、双直线加曲线、圈点、三角号，叉号等各种标记，各有各的代表和含义。批注有短有长。短的一个字，长的达2000余字。

    多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前人善疑好问，独立深思，毛泽东是非常认可的。他认为独立思考、比较分析的方法，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从幼年时代起，就开始养成边读书、边思考问题的习惯。当年他在韶山冲里偷偷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时，脑海中便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的主人翁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种田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成为书中的主人翁？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周围的许多人，大家都答不出来。延安时期，他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里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可见，毛泽东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如饥似渴地向他的未知领域探索寻觅。

    年轻时毛泽东经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洋人的话、教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真的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要抛弃。我们不应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前摆着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给大家出过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的都有，劝大家多读书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

    多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这两句话毛泽东始终牢记在心。他经常勉励自己，学习不仅要勤奋，而且还要谦虚，谨慎，来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

    1915年9月，毛泽东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只要人家有长处，我愿意虚心请教。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

    无论是在韶山冲私塾，还是长沙第一师范等地求学，只要是交过他的人，毛泽东没有不向他们虚心请教的。尤其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陈昌（陈章甫）等人，经常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杨昌济先生寓所请教各种问题，他们也常和徐特立、方维夏、黎錦熙等先生讨论治学方法、纵论天下大事，交谈自己今后的理想与志向。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兼师好问，而且积极向社会上各种精英寻师求教。在韶山老家时，维新人士李漱清是个激进派，主张去除神佛、兴办学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当时遭到许多人的非议，毛泽东却拜他为师，经常在劳动之余到李老师家请教种种问题，汇报学习心得。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他与蔡和森等人成立课外哲学学习小组。组织了学友会，讨论求学为人的道理，探讨个人与社会改革的诸多问题。他还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20余人，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个问题讨论了100多次，形成共识后，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立新民学会。

    1938年，毛泽东已是全党公认的 领袖，并且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当时年仅30岁的艾思奇曾写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过此书后，专门写信给艾思奇，感到“得益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因此决定亲自登访向讨教。他在信末写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写的十分谦虚、诚恳。一代伟人风范谈然纸上。

    读“有字书”更读“无字书”

    毛泽东对“有字书”（书本知识）与“无字书”（社会实践）的研读，构成了其认知世界方法论体系，他将二者辩证统一，形成了“从书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知行循环。

    人类自从用结绳、书契记事，进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知识总是蕴涵在两大领域中，一种是有字之书；一种是“无字之书”，即指自然界和社会上的许多实际知识。毛泽东既能重视有字之书，更能重视无字之书，使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丰富了他想象力，获得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党为国为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嗜书成癖，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他走完了光辉的一生。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求知欲非常之强，学习非常用功。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晨曦，他便走进了教室，借着窗前的一模亮光开始了自习。午饭后，他的去处是阅览室。读报，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晚自习，他一头钻进自己爱好的书籍中去。熄灯了，他还在阅览室，走廊上，甚至茶炉旁，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

    毛泽东从事革命斗争之后，尤其是战争岁月，他仍然刻苦学习，坚持不懈读书。部队转移到那里，他就把这些书带到哪里，有的在建国后带进中南海住所。他对有的同志进城后，浪费时光，把宝贵的时光用在一些打牌、搓麻将上，十分痛心，也十分着急。他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夫学习。下苦功夫，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在下功夫读文字书的基础上，毛泽东更重视“无字书”的学习。从青年时代起便强调“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在他给友人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

    采取什么方式去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呢？毛泽东对我国历史上一些文化名人的“游历”生活非常羡慕，对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行动十分赞赏。于是，毛泽东常常利用课余和星期天，邀同学走出书斋，游览古迹，凭吊古人；深入农户，调查研究。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同学萧子升，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开始了游学活动。一路上，他们把沙滩当床，蓝天当蚊帐，月亮作灯，星星当伴，大树做衣柜，石块作枕头。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华里。通过广泛的社会考察，毛泽东写下了许多游学笔记，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这些笔记，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又在洞庭湖边的岳阳、湘阳、沅江等农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帮助农民去劳动、写字帖、写信等，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所想、所思、所盼，亲眼看到广大贫苦农民生活现实，认识了农民、农村，更加坚定了他们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后来，当他读了一些马列著作，结合农村的现实进行了深入分析，帮助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结论。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美国著名作家特里尔评论道：“随着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误入亚洲的水稻田里。”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曾举行了100多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但最后都失败了 。实践证明，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道路已行不通，要继续革命，只有另寻他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果断提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部队要攻取长沙已不可能，决定率领起义军向湘赣边界的罗晋山脉进军。然而，哪里才最适合红军安“家”呢？很显然，无论是马列的书还是孔子的书，都找不到答案。正是社会调查这本无字之书，使毛泽东得出了要在井冈山安“家”的结论，才使红军有了安身立业之地，从此，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中国大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仍念念不忘社会调查，为了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经济困难等问题，他曾在1961年倡导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一些实际问题，及时采取一些相应措施，纠正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仅仅用短短28年时间，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物质和精神基础。

    “活学活用 化知为智”

    自古以来，人们读书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有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读书的；有为进德修业而读书的；有为消遣或专为生活增趣味性而读书的、知识性而读书的。而毛泽东读书，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亿万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而读书的。在这种崇高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镜，照见中国现实；以中国实践为炉，淬炼本土理论；以人民福祉为尺，衡量道路正误。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形成“活学活用”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震惊寰宇的成效。

    毛泽东强调“读书带着问题读”。他把历史书籍中许多好的观点、语言、典故和历史经验，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灵活不是妄动，妄动应该拒绝时候，就运用了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手于心”的典型语句，说，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出的产品。1930年《寻鸟调查》用20天统计131种商品流通，精确计算地主剥削率达百分之60—百分之80，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实证。独创“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将《孙子兵法》“致人而致于人”转化游击战“十六字诀”。

    在毛泽东著作中，运用成语典故就有110处，构成毛泽东理论著作的主要内容。1953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用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用这个故事教育人们，要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重用德才兼备的干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提出革命“两步走”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小册子，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是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问题。尤其是《论十大关系》批判苏联模式，强调农轻重协调发展，确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奠定强国根基。1949年——1976年工业总产值增为30倍（年均百分之9.7）建成大庆油田等3000余大中型企业、文盲率从百分之80降至百分之25“两弹一星”上天，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和军事强国。

    对此，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也不例外——象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写过那么东西。这是他走向成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