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2日，开国元勋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朝阳区建外SOHO东区荟掌柜会议室举行。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缅怀贺龙元帅光辉伟大的革命人生。

1923年，四川陆军暂编第9混成旅长贺龙

    130年前的3月22日，贺龙诞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洪家关的一户贫农家庭。从小崇尚正义的他，在革命思想的引领下，走出了家乡，走进了大革命的腥风血雨，走上了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道路，百折不挠，九死无悔。

    孙中山曾称赞贺龙“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三湾改编时动员大家：“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盛赞说：“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长征老红军蹇先任认为贺龙“是个气吞山河的人”。

贺龙元帅与毛泽东主席1960年合影

    贺龙之女贺晓明认为：“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一直到他领导南昌起义，他曾经大起大落是6次。6次的考验和锻炼，对于一个人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坚持不下去，绝对坚持不下去。……在我看来，父亲心里很宽广，从小心里就装著老百姓的事。虽然他没有什么理论，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做的事是得人心的。”

    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在《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拉开序幕。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井冈山根据地重要创建人陈正人、井冈女红军彭儒之女、井冈儿女联谊会创会会长陈宜生，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苏联红军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烈士之孙、中共满洲特科秘书长和满洲特委秘书长赵唯刚亲属后代任公伟、刘晴羽夫妇，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万忠林少将，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女朱筱秋，开国上将韦国清之子韦肖毅，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李一清之女李小荣，开国上将周纯全儿媳杨晓明，开国上将甘泗淇、开国女将军李贞侄外孙女蒋永红，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副司令员谭戎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开国将军魏传统女儿魏兰，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长黄霖之女、俄联邦国防部“铭记祖国烈士”纪念勋章获得者罗解难，开国将军李懋之之女、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李莉莉，开国将军栗彬成之女栗斌斌，“兵工泰斗 统战功臣”刘鼎之子刘文山，八一将士后代、外交部原副部长徐以新之子陆放，秋收起义老红军陈发启之子陈德延，瑞金中央女红军石联星之女凌丽，新华社内参部副主任杜刚，老红军张焕文、杨吉安之女张克明，空军政治部首任联络部部长黄雄平之女黄江週，老兵方阵系列活动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火箭军老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会长杨庆生，原中部战区空军军职退役军官张俊亮，贺龙元帅扮演者特型演员、亚太合作发展委员会总干事司马云青，退休军官马呈来大校，铜陵军分区原司令员朱魏大校，雷锋杂志社雷锋宣讲团团长卜金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永琴，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何成湘之侄何知礼，何成湘表弟之孙李家远，中共隐蔽战线冯愚庸烈士后人孟春宇、张义惠，五卅惨案何秉彝烈士侄孙女、上海华龙监狱牺牲何庸康烈士孙女何笑冰，军旅书法家南金荣、杨耀，军旅雕塑艺术家赵军安，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文化交流协会航天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海军大校周建国，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项目负责人孙超，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副理事长刘星，中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罗志先，中青报资深记者只恒文，亚太委（亚投行）行政事务助理李鹏，廖薛礼副局长，兴业银行通州支行行长梁里，北京红肩章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阳，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贺燕燕，民众剧团大家庭召集人陈克，百强少年组委会会长赵律刚，红色藏品收藏家张璞、姜斌，北京市文化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第一联合党委统战委员田在敏，外经贸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秘书长吴远辉，新红网总监陈凉，北京中医生态研究会秘书长王仕豪，东城社区代表王京红，洛阳一高校友会会长张德祯，户外运动专家、武警老兵余非，中国法制报摄影记者郭海鹏，抗战将士后代张惠玲，老兵方阵艺术团赵绍，抗战文化弘扬志愿者万淑华、萧前军、殷学澜，大学生代表康静璇、杨博添，少先队员代表贾洪坤等。

    陈毅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陈昊苏赋诗《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春来三月长相忆，贺帅忠贞主义诗。举火南昌初创业，恒年血战立功时。领先奋斗千秋史，不朽丰碑万众知。华夏腾飞英魂慰，兴邦伟业最神奇。”（秋收起义老红军陈发启之子陈德延宣读）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深情挥亳致敬贺龙元帅：“铁血戎马，气吞山河”。

开国上将甘泗淇、开国唯一女将军李贞侄外孙女蒋永红宣读贺老总后代致辞

    贺龙元帅的孙女贺明卿、曾孙贺一鸣向纪念座谈会发来致辞表示，今天是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共同缅怀老人家。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毛泽东曾评价贺龙元帅：“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联系群众。”贺老总的坚定信念与崇高精神永载史册。“承蒙各位深情追思，使元帅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值此缅怀之际，谨代表家人，向莅临现场的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感谢！”

    纪念座谈会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主持。

1937年8月13日，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前排左起：周雪林、贺捷生（幼童）、蹇先任、李贞、贺炳炎、晏福生、甘泗淇、贺龙。后排左起：张子意、周士第、袁任远、关向应、王震、谭友林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总理深情谈到：“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谈到，今天看到出席纪念座谈会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有黄麻起义的后代，大家聚在一起，非常难得。很荣幸能受邀参会。我谨代表我们家，向敬爱的贺龙伯伯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缅怀。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深知他与贺龙元帅之间那种超越生死、跨越岁月的革命情谊。这份情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留给我们后辈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伯父和贺龙元帅的友谊，始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两位伟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即1927年7月下旬二十几号。那时，周恩来从武汉赶到南昌，途经九江时与和贺龙相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两个都已经很早就加入革命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贺龙已经是统领第20军的军长，是威名远扬的大将军。”

    当时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央前往南昌领导八一武装起义。两位互相慕名的朋友在九江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就起义行动的方针、方案等进行筹划。贺龙是真正指挥过部队的军级军事干部，对我们党非常向往。他想脱离旧军队，决心参加武装起义，以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他们聊得非常亲切、深刻并从此结下了深厚革命友谊。

    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比很多的共产党人还要革命坚决，表示坚决要跟着共产党干，再怎么失败都要再干，一定要把革命搞成功，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一起从九江赶到南昌，8月1号凌晨发动武装起义，伯父是前委书记，贺龙是起义军总指挥，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第一枪标志着新型人民军队的正式诞生，8月1号成为建军节纪念日。

    “南昌城头的枪声，将两位年轻而坚定的革命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他们便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后来经过各种斗争，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也有不得力、指挥不灵的时候。部队南进，计划打到潮汕去接应武器。结果赶到潮汕后，所谓的武器援助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后边的张发奎也不再参加我们的起义，甚至追着我们赶。”

    八一暴动有个前敌委员会。起义总指挥是贺龙，叶挺作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前方打仗。朱德掌握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南昌起义有个参谋团，团长是刘伯承。“大家到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能够看到很多革命先烈栩栩如生的浮雕像，但有个是立体雕像纪念南昌起义最主要的五位领导人，按照当时的排列序列为周恩来、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朱德、刘伯承。”

1959年，朱德、周总理、贺龙等人参观航空表演后，和飞行员们交谈

    起义部队南下时，很多指战员虽不是共产党，但都特别愿意入党。9月初部队路过瑞金时，一大批革命指战员通过周恩来及其战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贺龙说，如果说起义打仗的时候顾不过来，现在南下了，总有时间发展本人入党吧？他坚决要求入党。

    根据其申请和一贯表现，伯父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为介绍人。（当时要求入党的人很多，如郭沫若等，而一个人只需要两个入党介绍人即可。周恩来和李一氓做了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在贺龙入党仪式上讲话指出：“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1927年9月18日，参谋团在大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部队留守大埔三河坝，牵制敌军。起义军主力继续南下夺取潮安、汕头。在由流沙向海陆丰退却途中，起义军再次遭敌截击，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领导分散转移。朱德后来挽救了这支起义部队，立了大功。

    “南昌起义失败了，伯父经常反思，认为当时如果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不要南下，就在江西多山区地带与敌人周旋，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干，也许就不会蒙受那么大的惨重损失。”

1937年3月，红二方面军在陕西铜川陈炉镇召开党代会，选举建立了红二方面军党的委员会。会议期间，党的委员会成员留下全家福。前排右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红四师政委李井泉、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红二方面军政委关向应、红二军团红六师师长贺炳炎、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后排左起：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红二方面军组织部长刘亚球、红六师政委廖汉生、红二方面军民运部长朱明、红六军团长陈伯钧、红四师师长卢冬生

    “很多南昌起义指战员都不甘心失败，还要再干，尤其是贺龙同志。中央本打算派他到其它地方去工作学习，贺龙说他哪儿也不去，要回家乡凭自己的两只手和一个脑袋，继续干革命。他的影响力巨大，回到湖南老家后，从一个兵都没有到发展成立红四军，成为该军总指挥，后来又发展成为红二军团，长征时与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之后又担任由红二、六军团和32军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贺龙元帅则致力于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和国防建设。“他们见面时，伯父总会关切地询问体育工作的进展，鼓励贺老总要为革命锻炼身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贺龙元帅也总是像汇报工作一样，认真地与伯父探讨。他们在一起，谈的是国家大事，系的是人民冷暖，那份默契与信任，是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自然流露。逆境中，他们坚守同志情谊。伯伯自己处境艰难，却始终牵挂着贺龙元帅安危，多次设法保护，竭尽全力关怀。”周秉和谈到，“伯父提起贺龙元帅，言语间总是充满了敬重与亲切。贺龙元帅对我们这些晚辈也视如己出，慈爱亲切有加。”

    “今天，回望历史，贺龙元帅那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那征战沙场的英姿，那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在眼前。他与伯父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一起，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为革命铺就道路。伯父和贺龙元帅虽然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不朽。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继续；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代代相传。”

    1943年1月7日，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向贺龙同志学习》讲话，认为贺龙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和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为斗争失败而气馁”。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理事、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致辞表示，自己作为一名后辈，一名同样从战火中走来的开国将军的后代，追思贺老总的伟大一生，心情激动，无限敬仰。

陈士榘陪同粟裕视察边防部队

    “父亲陈士榘每当提起贺老总，言语间总是充满敬意。他多次对我们讲，贺老总不仅是开国元勋，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父亲对贺老总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卓越军事指挥才能耳濡目染，深深敬佩。”

    回望峥嵘岁月，贺老总的英名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紧密相连。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他是卓越的总指挥；湘鄂西根据地的艰苦开辟，他是核心领导者。

中共隐蔽战线冯愚庸烈士后人孟春宇宣读陈人康致辞

    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早已成为激励无数后来人投身革命的佳话。在长征路上，他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分裂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

1937年7月7日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左二）和贺炳炎（左一）、彭绍辉（右一）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率领120师健儿奔赴抗日前线，挺进冀中，转战晋绥，粉碎了日寇的无数次“扫荡”和进攻，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父亲陈士榘回忆起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谈到贺老总总是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的乐观和坚定，像面旗帜，极大地凝聚着军心，鼓舞着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贺老总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指挥作战，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后勤保障和根据地建设中，为西北战场的胜利乃至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总是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将个人荣辱置于革命事业之后，这种高尚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贺老总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彪炳史册的战功，更有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坦荡无私的崇高品德。他爱兵如子，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他对党忠诚，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虚怀若谷。即便在逆境中，他也始终坚持真理，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革命气节。这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风范，是我们今天需要倍加珍视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抗大毕业后回前方工作时，在庄里镇的合影

    陈人康指出，我们纪念贺龙元帅，就是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勇于担当、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学习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的崇高风范。作为革命后代，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将他们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征，在最艰苦难挨的时刻，贺龙同志对红军战士们这样做思想工作：“在国民党那个部队里，我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呢？我们不是为来当官的，参加共产党的部队是为了来受苦的，是为了来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这个部队的人，就是要替老百姓，把天下的苦都吃尽了。”

    朱德元帅外孙刘武致辞谈到，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爷爷朱德生前谈起贺老总时，那眼中闪烁的亲切光芒。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战友关系。那是从硝烟弥漫的南昌城头就开始的生死相依，是从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间就开始的相互支撑，风风雨雨，出生入死，铁血并肩，肝胆相照。爷爷曾多次深情谈起，贺老总这个人，心里永远装着党，装着人民，装着革命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

1938，贺龙与毛泽东、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台上交谈

    “这份友谊，是弥足珍贵的信任与担当。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们一个沉稳如磐石，一个豪迈如烈火，性格虽有不同，但救国救民的初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却让他们成为了最知心的同志。爷爷敬重贺老总那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冲天豪气，更敬重他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始终不改其志、不夺其节的铮铮铁骨。贺老总对爷爷的尊重与支持，也从未因任何艰难困苦而动摇。他们的心，始终紧紧贴在一起，共同跳动着革命的脉搏。”

栗彬成将军女儿栗斌斌宣读刘武致辞

    “这份友谊，更是生活中朴实无华的关怀。他们曾一起在简陋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运筹帷幄；也曾在战斗间隙，一起下棋、聊天，谈家乡的风土人情，谈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贺老总那爽朗的笑声，仿佛能驱散一切阴霾，给周围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

贺龙、徐向前与朱德在延安机场

    爷爷常说：“‘贺胡子这人，痛快！’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饱含着他对这位老战友最深沉的欣赏与喜爱。他们之间的情谊，没有半点虚饰，纯粹得像延河的水，深厚得像太行山的石。”

1952年8月，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朱德、贺龙、邓小平在全军体育运动大会主席台上

    刘武说，纪念贺龙元帅，要赞颂他对党绝对忠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赞颂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赞颂他心系百姓、清正廉洁的公仆情怀；赞颂他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的人格魅力。爷爷朱德和贺老总这一辈革命家，用他们的一生，为我们书写了何为真正的革命友谊，何为彻底的奉献精神。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独立自主、日益强盛的国家，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贺龙元帅永垂不朽！他的精神，就像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后辈的心中，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他的崇高思想品德高山仰止，万古流芳！

    大革命失败后，贺龙回到家乡。家族中一位长辈责怪他不该放弃自己的“前程”跟共产党走。贺龙响亮回答道:“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个人的前程算得什么？我要的是民族国家、劳苦大众的前程！”

    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分享了彭老总、贺老总两位爷爷在西北战场里结成的战斗友谊。

彭老总与侄女、侄子们留影。右二为彭梅魁

    “我母亲是彭梅魁。从小听长辈们讲述两位老总的故事。在我心里，外公与贺龙爷爷的友谊，从来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而是西北战场上炮火淬炼出的生死与共——是‘前方打仗’与‘后方托底’的默契，是‘党性原则’与‘袍泽情义’的交融，是两位共产党人践行‘革命高于一切’的真实写照。”

    （一）一交一接，都是临危受命

    1947年，国民党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延安危在旦夕。按编制，陕甘宁边区部队本应由贺龙爷爷指挥，且大多是贺龙爷爷一手带出来的——从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到抗战时的120师。但当时贺龙爷爷远在晋绥前线。为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由外公统一指挥陕北部队。贺龙爷爷得知后，当即表态：“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 这一让，让出了共产党人无私的党性。

1937年，贺龙在庄里镇召开的“五一”庆祝会上

    外公彭德怀常说，旧军队里“兵随将走”是天经地义，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一纸调令就能让生死与共的部队换了指挥，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两位爷爷的默契。

    （二）前线与后方：“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扛”

    西北战场最艰难的时候，外公彭德怀手里只有2.8万人，却要对抗胡宗南的20万精锐。他经常找贺龙爷爷协商粮草、兵源、弹药等问题。打蟠龙时，部队炮弹打光了，贺龙爷爷连夜把晋绥军区仅存的炮弹装车，甚至把自己警卫连的步枪都调了过去，还亲自到兵工厂督促。后来外公说：“贺龙爷爷是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没有他在后方撑着，我彭德怀在前线寸步难行。”

彭德怀与侄女彭梅魁

    两位爷爷，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默契配合，把西北野战军变成能打硬仗、恶仗的钢铁拳头。

    （三）功成身退：“要多写贺龙，少写我”

    解放后，有人给外公彭德怀送来描写西北战场的剧本，外公对编剧说：“你们要多写贺龙同志！他动员新兵、办医院、搞粮食，亲自到部队做宣传，没有他的后方，我打不了那些胜仗。还要多写陕北的群众和战士，少写我。”

刘武、张峰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彭总办公住宿旧址中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合影前留念（2025年6月，胡山摄）

    外公彭德怀一辈子不居功，但对贺龙爷爷的贡献，他却经常挂在嘴边。他常说：“贺龙是个厚道人，能打仗，更能顾全大局。”两位爷爷的友谊，从来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而是在“你需要时我就在”的行动里，在“功劳归你，责任我担”的默契里，在“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的信仰里。

    如今，西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两位爷爷在窑洞里的彻夜长谈、在电报里的字字千钧、在战场上的彼此支撑，却成了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他们的友谊，是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情谊——没有私心，没有算计，只有对信仰的坚守，对战友的信任，对革命的忠诚。这，就是两位爷爷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贺龙姐弟红军时期留影(1920年)

    贺龙元帅后人贺捷生曾这样对子女说：“为了五星红旗能飘扬在中华大地上，从北伐革命到全国胜利，光是贺氏家人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如果加上远近亲戚、宗室族人，就多达数千人。一个家族在前辈率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堪称奇迹。”

    为纪念开国元帅贺龙诞辰130周年，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连长黄霖之女、俄罗斯国防部“铭记祖国烈士勋章”获得者、八一征程寻访团执行团长罗解难（中国科协退休干部，副研究员），将其父亲黄霖（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1927年7月入党，八一起义期间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直至起义部队在陆丰失败）在《漫漫征程·黄霖回忆录》中追忆八一起义总指挥贺龙的往事做了整理，与大家重温贺龙同志的革命功绩。

    1926年底，黄霖为寻求救国的道路，毅然脱离旧军阀部队，出川去武汉。他的四川讲武堂同学、黄埔四期生、时任武汉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刘力劳推荐他去贺龙的二十军。黄霖回忆：“6月30日上午，我和陈震华如约到达二十军军部。我俩又高兴又紧张，找到刘力劳后，他把我们带到军部会议室坐下，让我们先等一等，他去报告贺龙军长。不大一会儿，贺龙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进到会议室接见我们。贺龙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表示欢迎，并要我俩把自己的姓名写给他，接着就和我们讨论如何安排我俩的工作。”

    “贺龙军长说：‘你俩来我们这个部队参加革命，好得很，我们很欢迎。现在正缺两个副营长，就决定……’他的话还没说完，刘力劳就问：‘我的工作决定了没有？’贺龙军长转向刘力劳，反问道：‘不是已经决定你担任特务营营长了吗？’刘力劳说：‘如果已经决定我调到营里工作的话，那么，我建议由罗永正（黄霖本名。——编者注）来接替我担任第一连连长。’贺龙军长当时毫不迟疑地说：‘好！好！那就决定罗永正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陈震华到第一师第三团 × 营去当副营长吧。’然后，他又问周逸群有什么意见，周表示完全同意。贺龙军长明确地说：‘你们明天就到职吧。’”

    “7月1日，我和陈震华到职工作，我的职衔是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上尉连长。我所在的特务营实际上是警卫营，归军部直接指挥，全营共有四个连，每连都有一百余人，官兵基本上都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第一连、二连全体官兵都佩戴驳壳枪，平时轮流警卫军部；第三、四连的军官佩戴驳壳枪，战士持步枪，这两个连还各配属一个机枪班。我这个第一连的任务，即是警卫，行军作战时紧随军长左右。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必须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放在连队的工作上。”

    7月17日晚上，贺龙在军部召开了连长以上的军官大会，他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国共分家”。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贺龙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全体军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一定要站在工农革命群众一边，坚持革命，坚决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他说：“你们中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更要一条心，要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可以对我说明，我可以同意你们离开队伍。但是，绝不允许拉队伍拉枪走……”会上，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讲了话，他号召全体官兵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革命到底！
黄霖指出，“贺龙在参加大会的全军官兵面前，第一次公开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明确态度。因此，这次大会成为二十军跟共产党走向革命的重大转折点。”

    7月24日，贺龙、叶挺都接到黄琪翔、朱培德的通知，邀请他俩到庐山去开会和避暑。这个通知是张发奎的鬼把戏。叶挺约贺龙到九江市内的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的湖面上划船，并约了张发奎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一道前往。他们表面上是去划船，实际上是去商谈联合贺龙反对已叛变革命的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问题。叶挺首先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叶挺说：“好，我也决定不去。”他们3人共同做出正确果断的决策：迅速把部队开到南昌去再说。贺龙主动把已控制的火车，让给叶挺的部队25日先行，贺龙部队26日跟进，挥戈直趋南昌。

    黄霖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也在庐山。一天我去看望贺老总时，谈起这段历史。贺老总说：‘从河南回师武汉后，我就向周逸群同志建议，要在武汉起义。周把我的建议上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采纳……我们到九江后，违抗了张发奎的命令，既不去庐山开会，又不去德安集中部队，而是到了南昌，这就粉碎了蒋、汪反革命的阴谋。明摆着，情况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南昌起义。’贺老总又说：‘当时只能是这样，绝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能稍有犹豫和怀疑。’”

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战旗

    叶挺和贺龙的部队，都是对北伐有功的铁军，故这两支部队先后到达南昌城后，都受到了南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二十军军部驻扎在南昌西大街48号天主教的圣公会，坐东朝西，黄霖所在一连即驻扎在军部对面的“中华旅社”，负责军部的警卫工作。

    7月27日，贺龙召集特务营全体军官到军部讲话，要求全体官兵不许离开驻地，不许在街上乱跑，各连都要把驻地附近的地形、大街小巷搞清楚，待命行动。这一天，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寓所，听取关于南昌以及江西敌情的详细介绍。接着，召开了中央前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来到贺龙指挥部，向贺龙传达了关于前委在南昌发动起义的决定，同时宣布了由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由叶挺担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的决定。

    7月31日晚8时，刘力劳营长到一连连部传达了总指挥部的紧急命令。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和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二十军与十一军已经统一组成起义军，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军的口令是“河山统一”，标志是每个指战员颈部围白毛巾（随身的洗脸毛巾），在马灯、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一连的任务就是全力保卫军部。7月31日深夜11点45分，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指挥人员走到军部大门口，掌握部队的动向，等待起义的时刻。黄霖和副连长南觉昆、各排长都率部站在军部对面的连部门口，实行警卫工作。

    8月1日零时整，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响彻了南昌的夜空，总攻开始了。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驻在章江路65号的敌军朱培德部的俘虏群里，起义军很快找到了在起义前夕告密的叛徒，他是二十军第一团第三营的副营长赵福生，云南人。由于他的告密，敌军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事先有所准备，对起义军实行顽强抵抗，造成我军的一些伤亡。

    黄霖回忆，“贺龙十分生气，亲自审问了他，并且极愤怒地斥责他：‘你也是穷人出身，同压迫我们的敌人打过多年仗，为什么在革命紧要关头逃跑，出卖革命，叛变革命，去当敌人的狗？你背叛了革命，对人民犯了大罪，无法宽恕，我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判决你死刑。但是，你的家属我们负责照顾。’义正词严的斥责和仁至义尽的处理办法，使这个家伙痛哭流涕。贺龙当场下令，立即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1937年，贺龙在陕北，时年41岁

    “整个南昌起义的战斗大约进行了4个小时。参加起义部队的有2.5万人，敌军只有6000人。我军斗志昂扬，敌军士气低落，从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看，我军都占绝对优势。8月1日清晨，《南昌民国日报》就发表了宋庆龄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上午，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名称暂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对起义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保持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保留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名义，规定在张发奎未到任期间，由贺龙兼代总指挥，起义部队编为三个军。8月1日下午2时，群众大会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五万余人大会。李立三主持大会，贺龙是大会的主席团主席，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感谢江西和南昌各界人民对起义军的拥护和支持。

1938年，贺龙在延安

    革命委员会以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后改为邓演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于8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南征广东东江地区，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更有利的广东革命根据地。

1944年，贺龙在陕北南泥湾

    8月5日下午，贺龙部队（第二十军）与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出发，黄霖所在连紧随军部前进。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前敌委员会和总指挥部三令五申，严禁鸣枪抓伕，但还是有不少违抗者。在从南昌到临川的路上，前后都有随便鸣枪的现象。“贺龙总指挥命令我连派战士去追查，抓住了一个确实鸣枪抓伕、违反军纪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龙总指挥命令参谋写一张布告，宣布其罪状，予以枪决，又派我连将其押到交通要道的桥头旁边执行。执行后，我们用几块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者的尸体上面，以儆效尤，这才压制住了这类违反军纪的事情。”

    部队8月12日前后离开临川县，在出发的路上，刘力劳营长告诉黄霖：“贺龙总指挥曾向我打听过你们第一连的情况，我把你连的情况向他报告后，他对你连有两点比较满意。首先是你们第一连从南昌出发后，目前还没有一个逃跑的。第二是他看见你们一连备有几副担架，都是战士抬着战士（病号）。我报告他说，不仅是战士抬病号，排长也轮流参加抬。本来，罗连长和南副连长也要参加抬担架，但是大家看到他俩的体质比较弱，就没有同意。”刘力劳告诉黄霖，贺龙总指挥听了以后，很有感触地说：“官兵之间能够这样相互关心爱护就好了，其他所有连队都应当这样。”

    大约在8月17日部队进驻了广昌县城，在广昌县又休整了一天。对于一路上部队减员严重的问题，前委和革委会的各位领导人都非常着急，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最主要是加强对各级军官和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为巩固起义军部队，前委经过研究，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该文告是我军南下途中的重要文件之一，也是前委所发表的重要文件之一，目的在于进一步宣传南昌起义的革命宗旨，使官兵认清此次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澄清官兵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依赖汪精卫来领导革命的思想，以树立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威；此外，还针对部队严重的减员现象，阐明革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以严明纪律，以鼓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勇气。

1951年，贺龙与薛明在重庆北碚

    在会昌战役中，贺龙指挥起义军以11个团（大多数团尚不满员）的兵力全面击溃敌钱大钧整13个团。因此，这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南昌起义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解放后，贺龙、薛明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

    9月5日部队到达长汀县。起义军召开前委会议，周恩来指出，张发奎已投向反革命，不能对他再存在任何幻想。因此，提议取消张发奎挂名的总指挥职务，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承担。前委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所以，部队进入广东以后，起义军的告示就都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来发布，取消了“兼代”二字。

    罗解难表示，贺龙同志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的伟大的革命精神高山仰止，日月同辉。

    笔者：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货主协会原执行秘书长。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供图：黄江週、郭海鹏、赵律刚、张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