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忠毅、廖海涛首长作为搭档一起共事， 是在陈毅、粟裕1940年7月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到江北时，留在江南的罗、廖分别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当时是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第二支队还是执行“国民革命军”的编制，编制中没有设政治委员。因此，按新四军规定，副司令员行使政治委员的职责（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时才恢复政治委员职务） 。这时他俩实际已是平级关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六师成立时，罗任师参谋长，廖任六师十六旅政治委员，军队职务上罗是上级，廖是下级。但在军地一元化领导的苏南军政委员会（苏南地区最高军地一元化领导机构），邓振询是书记（长时间不在位），廖海涛是主席（主持工作），罗是核心成员。由于罗兼十六旅旅长，并在十六旅履职，所以履行的不是师参谋长的职责（十六旅成立后，罗就没有到过师部任职），而是旅长的职责，廖履行的是十六旅政委职责，在旅部的职责分工是平级的。当时上级给十六旅行文，以及十六旅给上级行文，行头和署名都是“罗廖”并列。塘马战斗许多亲历者说，当时无论上级还是下级，没有人把他俩的关系看作是上下级。所以不能简单地仅从军队职务上看他俩人的相互关系。

    在1942年以前，我军明确规定部队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包括军政行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是在1942年9月才作出决定，改变部队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军事行动统一由军事首长做最后决定（但重要军事行动，担任党委书记的政治委员有权召集党委会来讨论决定） 。塘马战斗发生在1941年11月，从史料记录来看，塘马战斗时，罗对廖不是“命令”，而是“劝说”。所以出现罗“劝说”廖先撤离，廖又反过来“劝说”罗先撤离的情况。例如钟国楚同志文章中是这样说道：“他走近廖海涛同志身边，对他说，”老廖，你带一部分人先行转移，这里有我指挥，......。”廖说：“不，我在这里，你先走。”这简短的对话描述，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平级之间的对话。再如廖堃金同志回忆录说道：“旅首长在原來的地方谦让争执着。旅长说他带两个参谋留下指挥就行，要政委和王胜参谋长跟上机关一道转移。政委、参谋长也都要求自己留下，让其他两人先走。在这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指挥岗位。结果，还是政委说大家暂时留下来。”廖堃金同志这段话，还凸显出廖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

    由于不知晓上述历史，不少文章将罗、廖首长作为简单的单一军队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来看待。例如某文章写道：“当部队收缩到塘马河一线后， 罗忠毅命（令--笔者注）廖海涛率领最后一批旅直属机关人员赶快突围。但廖不肯去， 坚持要罗忠毅先行转移。“这段话可理解为廖政委不服从罗旅长的命令，是擅自留下的。再如某文章是这样写的：“罗忠毅在紧急战前会议上决定，由他带领警卫连阻击日军，政委廖海涛组织机关人员转移，但廖海涛选择留下和罗忠毅分率部队战斗。”这段话有二处违背史实，一是罗旅长在会上决定廖政委带领党政军机关转移，没有史料依据；二是廖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有权决定自己留下与罗旅长协同指挥、共同担责。

    他俩都不愿意先行转移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两人都信任王直科长能独挡一面（用人不疑），让他负责党政军机关转移是放心的；二是他俩把党政军机关突围，保住苏南抗战根据地的重要性，看作比自己保存下来的重要性更大；三是他俩自信同在一线塘马、王家庄地域阻击，拖延的时间就会越长，党政军机关突围的希望就会越大；四是他俩是处在八倍于我之敌的绝境中，定下的是“破釜沉舟”的决心，两人是平级关系，谁也命令不了谁先行转移，谁也说服不了谁先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