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第三版刊登的有关黄平战斗的两篇新闻特写

《人民日报》（1994 年 12 月 18 日第五版）刊登耿飚同志撰写《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文章

1934年12月30日，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东城门外橘林谈话的实景雕塑（2025年）罗勋 摄

黄平新州镇老虎坳摆街营红三军团黄平作战指挥部旧址图片（2025年）罗勋摄

中国工农红军黄平战斗遗址纪念碑（2025年） 罗勋 摄

    [摘要]长征是人类斗争史上的奇迹。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后，在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决定放弃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2月25日进入黄平并在此进行黄平战斗、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橘林谈话酝酿毛泽东复出指挥中央红军、部署强渡乌江挺进遵义等一系列的战略部署。黄平县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黎平会议后经过的县城之一，起到了贯彻落实黎平会议决议的关键县域，是中央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黄平战斗  橘林谈话  战略部署  关键县城 关键节点

    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是一个由多重历史事件、关键决策和战略调整共同构成的复杂过程。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中，贵州省黄平县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红军西进黔北、实现战略转兵后的重要战场，更是党内高层统一思想、酝酿更换军事领导人的关键地点，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军事、思想和组织基础。本文将从黄平战斗、黄平橘林谈话以及黄平奇谋三个维度，深入剖析黄平在中央红军伟大转折中的核心地位与历史作用。

    一、黄平战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与运用

    黄平战斗是中革军委为贯彻落实黎平会议精神而作出的决定，向黔北进军途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它不仅是红军入黔后连战连捷的组成部分，更是毛泽东“避实就虚”“在运动战中歼敌”等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得到运用和验证的体现。

    （一）黎平会议后的战略部署与黄平的战略位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定改向黔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日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黎平会议后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作出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在前出到施，黄平地域之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的占领施秉，黄平两城”。这道命令是由军委主席朱德，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这是为贯彻黎平会议精神的首封中革军委电报。黄平，因此成为红军实现战略转兵后，挺进黔北、抢渡乌江的必经之路和重要门户。

    （二）战斗背景：敌我态势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

    黎平会议的决定，完全打乱了蒋介石企图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原有部署。国民党军被迫调整战斗部署，黔军王家烈部仓促在施秉、黄平一带组织第二道防线。与湘军、中央军相比，黔军力量薄弱、装备较差、缺乏训练、士气低落。毛泽东在通道、黎平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正是基于对敌我形势客观事实的深刻分析，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军，体现了“避实就虚”的军事智慧。向黄平进军，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执行。中革军委在黎平会议后的命令中也要求：“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这与毛泽东避免与强敌决战、在机动中寻求战机的思想一脉相承。

    （三）战斗过程与意义：从被动挨打到主动进攻的转折

    根据部署，左纵队红三军团等部向黄平推进。1934年12月28日，红三军团前锋部队在黄平县城附近的东坡、罗朗一带与黔军交战，并迅速击溃守敌。29日，红军攻克黄平县城（旧州）。

    《红星报》刊登关于黄平战斗的两篇报道文章，详细记录了黄平战斗的情形。《战场上的第四连》报道：（1934年12月）二十七日五里战斗中，“实团”第四连全体指战员特别表现着英勇、坚决、迅速、果敢。该连首先占领了一个山头，敌人以四个连的兵力来冲，我四连的红色战士毫不动摇的沉着应战，上好了刺刀，准备好了手榴弹，以一个排固守山头，以两个排向敌人反冲锋。一个冲锋冲过去，打了十多个手榴弹，敌人四个连的兵力就屎滚尿流似的坍了下去，还缴获了敌人一支马枪。同志们，学习“实”团第四连以少胜众的精神，来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

    《一个模范班长》报道：（1934年12月）昨（廿九）日新州战斗中，“实”团三连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特别是该连三班长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坚决英勇。连长给他们以固守该班阵地，掩护主力突击的任务，当敌人集中两连兵力企图夺取三班阵地，结果在三班长坚决领导之下与敌人拼手榴弹，终于把敌人打坍下去，巩固了阵地。这种英勇的模范行为，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根据红军长征战斗序列，报道中所述的“‘实’团”即红三军团四师所属的红十团。彭德怀军团长率领的红三军团中有一个英雄的红四师，红四师下面有一个英雄的红十团。1933年，杨勇担任红十团政委，团长是沈述清。长征开始后，红十团是红四师的前卫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肩负着最为艰巨的战斗任务。血战湘江中，沈述清团长和继任的杜中美代理团长先后牺牲，团政委杨勇临时代理团长职务，黎平会议后随左路纵队进军黄平，作为攻占黄平的先锋。

    《战场上的第四连》《一个模范班长》两篇报道讲述了红十团政委兼代理团长杨勇亲自指挥的黄平战斗的战斗片段，文中的“新州”即黄平县城，“五里桥”即县城郊新州镇五里桥村。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82年10月第一版将黄平战斗以课文《旗手的责任》选编在五年制小学《语文》第七册上。《旗手的责任》写道：“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编。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刊，是党和红军开展宣传工作的唯一报刊。长征期间，《红星报》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以文字公开记录红军长征的唯一原始资料，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这些资料真实地记录了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黄平战斗的史实能够刊登在这样一份长征途中中央和军委唯一的报纸上，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遵义扩大会议召开这个关键节点上连发两篇黄平战斗的报道，且与突破乌江战斗的报道《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同版刊发，显示了黄平战斗的重要地位。文中盛赞红十团“这种英勇的模范行为，值得大家学习的”，号召“同志们，学习‘实’团第四连以少胜众的精神，来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把黄平战斗提高到“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的高度，对于配合开好遵义会议，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激情，坚定作战意志，战胜敌人，具有重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和现实意义。战斗的胜利并非孤立事件，它是红军执行新战略方针后一系列胜利的缩影。自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平等7座县城”，变长征以来被“围追堵截”的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黄平战斗的胜利，确保了军委纵队安全通过，为后续强渡乌江、进军遵义扫清了障碍。

    更重要的是，黄平战斗的胜利，以实战成果验证了毛泽东战略主张的正确性。它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亲眼看到，放弃与强敌硬拼的原计划，转向黔军薄弱环节，不仅能打胜仗，更能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全军对新的战略方向的信心。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黎平会议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红军争取了主动。黄平战斗，正是这一战略转变在军事上的成功注脚。

    二、黄平橘林谈话：酝酿领袖复出的思想摇篮与组织起点

    如果说黄平战斗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胜利，那么发生在黄平旧州橘林中的一次著名谈话，则是在组织层面和领导核心问题上，为毛泽东的复出进行了至关重要的酝酿与推动。这次谈话，史称“黄平橘林谈话”或“担架上的‘阴谋’”，是遵义会议前最具标志性的思想准备事件之一。

    （一）谈话的背景：黎平会议后的未竟之争与领导危机

    黎平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但党内高层的争论并未平息。博古、李德并未完全接受失败，仍不甘心放弃错误战略方针，时时想着转向湘西。周恩来后来回忆，从黎平往西北，沿途争论更烈。这表明，战略方针问题虽在组织上有了决议，但思想上并未完全统一。更为关键的是，军事指挥权仍然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而他们过去的错误指挥已导致湘江惨败等严重损失，威信扫地。张闻天对此深感忧虑，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红军向何处去、由谁来领导，成为悬在党和红军头上的根本问题。

    （二）谈话的经过与核心内容：呼唤毛泽东出山

    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抵达黄平旧州。在一片挂满金黄橘子的果园里，因身体不好而坐担架行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因伤坐担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将担架停下休息。两人头靠头躺着，进行了一次决定历史走向的谈话。

    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紧接着说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这段对话言简意赅，却分量千钧。它首先指出了当时中央在战略目标上的迷茫与混乱；其次，明确了对当前军事指挥的彻底失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请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军事。这标志着党内高层核心成员（张闻天是当时“三人团”外职务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军事才能的高度认可和迫切期待，从思想上的认同转向了组织更迭的明确倡议。

    （三）黄平橘林谈话的扩散与发酵：从个人意见到集体共识

    橘林谈话并非止于两人之间。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本人。这个消息很快在刘伯承等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表明，让毛泽东复出指挥军队，已成为从中央领导到前线将领中广泛存在的共同心声。这次谈话及其迅速传播，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最重要的思想动员和组织铺垫。它使得更换军事领导人的议题，从一个可能仅限于少数人的想法，迅速上升为党内军内高层的一种普遍共识和强烈呼声。

    （四）黄平橘林谈话的历史定位：伟大转折的关键催化点

    黄平橘林谈话的意义，在于它发生在黎平会议（解决战略方向）之后、猴场会议（巩固决议并限制李德指挥权）和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领导和路线问题）之前，承上启下，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领导权。张闻天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长征出发后与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而橘林谈话，正是这个“中央队三人团”推动历史转折的集中体现和关键一步。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将其称为“担架上的‘阴谋’”，而这个“阴谋”实质是历史的选择、党和红军的选择。因此，黄平橘林谈话是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的直接催化剂和思想组织起点，其地位无可替代。

    三、黄平奇谋：毛泽东谋发展思想的初步显现与战略延续

    “黄平奇谋”并非指一次具体的计谋，而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在黄平这一时期得到延续、深化并开始谋划更长远的革命发展蓝图。它体现在黎平会议既定方针的坚定执行、对建立新根据地的思考，以及为彻底解决领导问题所做的后续谋划上。

    （一）坚定执行黎平决议，谋划川黔边根据地

    黎平会议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黄平作为进军遵义的前站，红军在此地的活动和决策，都是围绕实现这一“奇谋”——即创建新根据地——展开的。中革军委在黄平地区发布的命令和部队的快速进军，都体现了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意图的决心。

    黎平会议后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指出“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 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朱德关于黔敌情况及我野战军任务和廿七日的行动部署》指出“……其另一个师（一、二两师之一）、应率迫炮两连于明日直开向老黄平，以便二十八[日]晨协同三军团攻占黄平地域。”“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黄标地域，六师及军团后方部队进至瓮谷陇，各向重安江、炉山方向警戒，向黄平新州派出侦察部队，弄明敌情工事，以便二十八日三军团分两路：一直向黄平，一经由东坡[取]黄平。具体部署由彭、杨规定。”《朱德关于红军占领余庆、黄平后的行动部署》指出“……二师占黄平旧州，该地无白军。三军团攻占新州，敌约两团退向重安江方向之五 里墩，与我抗战中。……”“……三军团应以一个先头师由新州经野洞、上塘向瓮安方向侦察前进相机占领之，并向炉山、平越方向警戒。军团后方部可随该师后前进。三军团（缺一个师）留新州、消灭或驱逐五里墩之敌，向重安、炉山严密警戒，并准备从三十日向瓮安前进。”“……五军团今日如已进至翁古陇，明日应进至黄平新州，并准备三 十日续向旧州前进。……军委纵队分两路前进至金坑、罗朗之线，野战司令部随一梯队、军部团进至罗朗、带翁甫地域，二、三梯队及政卫团侧进至金坑地域。我野战军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后的第二阶段计划，另电告知。《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电》指出“……五军团抵老黄平，三军团之四师进至朵丁关，主力尚在老黄平……”“……三军团之第四师应攻占瓮安，三军团主力应分两纵队由老黄平向瓮安方向前进，右纵队经梭洞到朵丁关，左纵队经上塘到兰家关，并向平越、炉山方向警戒。……五军团留老黄平不动，向施秉方向及新黄平加强侦察警戒，并准备1月1日转移到老坟咀地域……”“……我各军团（一军团不含）之后卫部队应于下述各自通敌道上施行彻底破坏，并散尽经过地点土豪谷物（除自用外）给群众。”“……我一、二两师应令其工兵连秘密收集架桥器材，并须准备多数铁丝……”这一系列的部署都是围绕开辟新的根据地作出的。

    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就已详细阐述：“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协同作战。”这一构想跳出了单纯避敌的被动思维，包含了寻求战略支点、联合友军、开创局面的主动发展思想。耿飚和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们在黄平如何运用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军事策略，佯攻贵阳，实取遵义，为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积极准备的生动场景。耿飚说：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为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XX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摘自解放军出版社《耿飚回忆录》）。杨成武说：我们二师四团在攻占黄平后，一面继续向乌江前进，一面侦察。同时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老乡，这里到贵阳还有好多路？”我拄着拐杖，站在路口，向过路的老乡打听。没想到那老乡挺友善，对我们丝毫没有戒心，爽快地答道“只有一百八十里。”耿团长递上一支烟，接烟的老乡笑了笑，说：“长官，你莫客气么！”耿团长笑笑，点上火，继续问：“贵阳好打吗？”“啥子？”老乡吸了一口烟，问。我说“我们想打贵阳，你看好打吗？”“这个。”他听懂了，想了想，又笑着说：“王家的人都是大烟鬼，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人马去打，那还打不开吗，我看，能打开，他们哪里守得住？”听老乡认真而饶有风趣的说话，我们不禁笑了。我们又说“老乡，我们就去打贵阳，消灭王家烈好不好？”“好，好！贵阳打开了，打掉王家兵，我们老百姓就好过了！”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摘自解放军出版社《杨成武回忆录》）。

    由黄平准备强渡乌江，进军黔北做好战略部署，这是践行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的关键一步。

    （二）猴场会议的铺垫与领导权问题的深化解决

    黄平橘林谈话后，更换领导人的共识迅速形成。紧接着，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不过乌江、回头东进的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尤为关键的是，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组织程序上剥夺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集体领导。猴场会议可以看作是黄平橘林谈话所酝酿共识的制度化落实，是限制错误指挥、为毛泽东复出进一步铺平道路的关键一环。从黄平到猴场，思路一脉相承。

    （三）为遵义会议所做的直接准备

    根据史料记载，在橘林谈话和猴场会议之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三人团”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一份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同意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作为会议主要议题。这些在行军途中，特别是在黄平地区形成共识后的后续谋划，确保了遵义会议能够有准备、有方向地召开。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首先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即基于他们商定的提纲），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错误，王稼祥明确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从而主导了会议方向。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黄平橘林那次关于“让毛泽东同志出来”的谈话及其引发的连锁谋划。

    （四）“奇谋”的深远影响：从战术转折到战略新生

    综上所述，所谓“黄平奇谋”，其核心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军事战略和发展思想。它始于通道、黎平的战略转兵建议，经黄平战斗的实践验证，在黄平橘林谈话中聚焦于领导权问题，并通过后续会议和谋划得以实现。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战术转向（避实就虚），更是一次深刻的战略转折（放弃错误路线、确立正确领导），最终引领红军和中国革命从失败边缘走向胜利新生。正如陈靖老红军在回忆中所说：“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黄平，正是这片“光明”开始清晰照见的前哨。

    黄平在中央红军长征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立体而核心的。

    在军事层面，黄平战斗是执行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实践，证明了转兵贵州、避实就虚的英明，使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为进军遵义打开了通道。

    在思想与组织层面，黄平橘林谈话是遵义会议前最重要的思想酝酿事件。它首次在党内高层明确提出了让毛泽东复出指挥军队的动议，并迅速获得广泛支持，为解决最根本的领导核心问题奠定了决定性基础，是伟大转折的“临门一脚”。

    在战略谋划层面，以黄平为节点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发展谋略从被接受到被呼唤、再到被确立为领导核心的连贯过程。从坚定执行黎平决议到酝酿召开遵义会议，一系列谋划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奇谋”链条。

    因此，黄平不仅是地理上的要冲，更是历史转折的关节点。它连接了黎平会议的战略决策与遵义会议的领导确立，见证了红军从迷茫到坚定、从危机到生机的关键一跃。可以说，没有黄平战斗的胜利，西进之路将倍加艰难；没有黄平橘林谈话的酝酿，遵义会议的成功或许要经历更多波折；没有黄平战略谋划，强渡乌江难度更大。进一步验证了“黔东南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转折之地”“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开端”“黄平是中央红军伟大转折的关键节点”“猴场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的说法。

    黄平，以其独特的战斗、谈话与谋划，深刻参与了中央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其地位和作用永载史册。

    作者系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