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莫雄，当年明明是"国军"的中将，负有"剿共"的职责，他怎么就"长征"了？不错，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71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只是没有那么“如火如荼”了。窗外“打倒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将军莫雄”的大标语还历历在目。窗内，刚从“牛栏”解放出来的老父亲倚坐在沙发椅上，将他在40年前与中共中央特科合作，在获取到的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计划之后，义无反顾地交给党中央的那段历史向我娓娓道来。他说，他的情报送出去不久，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开始了”。看着我将信将疑的样子，他淡淡一笑。

【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在第一次东征攻陷惠州后，第二师军官的合影。前排居中者张民达师长，左起第四为旅长莫雄。时叶剑英为第二师参谋长（第三排左一）】

    谜团终于在2016年6月，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旁的“江苏爱国主义教育馆”（国家安全部主办）中，得到解密。展览第五目《一份关系中央红军命运的军事情报》：“1933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同意由严希纯在上海与国民党元老莫雄建立工作关系。1934年4月，莫雄出任国民党江西省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后项与年、佛刘哑、卢志英等同志由中央特科指派，打入该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及时将莫雄获取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计划等绝密军事情报报送党中央，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

    父亲的“长征”还不止于此。当年，蒋介石因为围剿计划被暴露而大发雷霆之际，却根本不知道泄露军机的竟然是被他亲自提拔的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国军中将莫雄。蒋介石在贵阳追剿红军的当儿，急电召见莫雄，要调任他为贵州毕节地区的专员和保安司令。他召见莫雄时，要他从随身的手提包中掏出笔记本和笔。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画出三省交界的毕节军事重镇地图，叮嘱莫雄务必要完成两个任务：一、剿灭滞留在毕节山区的红军长征部队约七千名伤病员；二、镇守毕节城，配合中央军对红军长征部队的"围追堵截”。为此，蒋介石还为莫雄配备了中央军六十三师赴任。

    王世英领导的中央特科指示原潜伏在莫雄所部的特科同志全部随莫雄上任毕节。莫雄与特科同志密切配合，精心策划，成功地让红军伤病员迅速转移，之后又让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一枪不发，顺利进占毕节城，在城中休整达半个月，扩红五千后继续长征。潜伏在莫雄部的大多数同志也随红二六军团进行长征。

    这些都是李克农、王世英领导下中央特科所取得的光辉成绩。原来父亲是在1933年就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工”人员。

    怎么又扯上了李克农将军呢？事情得从1930年说起。

【在纪念王世英同志诞辰120周年的会场与李克农的孙儿李凯城（右）项与年孙儿项小绿（左）合照】

    父亲是从辛亥革命走过来的国民党元老。原本他是孙中山麾下的一名粤军虎将。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中东征西讨，参加过“援闽”、“援桂”、联络滇桂军发起驱逐陈炯明，第一次东征以及平定杨希闵、刘振寰反革命叛乱等一系列革命战役。他几乎无役不与。革命初期，他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认为他是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领袖的不二人选。没想到蒋介石先是利用廖仲恺遇刺案对粤军进行大规模镇压，“4、12”事变中更是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暴露了其践踏孙先生亲手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父亲幡然觉悟。正是在这一时期，莫雄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重点物色对象，进入了当时在上海领导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周恩来、李克农的“法眼”。李克农接受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央特科的严希纯、刘哑佛、项与年等对莫雄展开统战工作，并很快得到积极响应。莫雄在党的引导和感召下，从单纯的对中共的好感，上升到多次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李克农通过严希纯婉拒了他的入党申请，说服他在党外更利于为党工作。父亲跟我说，李克农说，党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但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位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父亲把党的答复当作是他对党的承诺，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1931年发生了顾顺章叛变的巨大事件，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机构大面积的遭受破坏，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被迫迁移到瑞金根据地。在陈赓、陈云之后，1933年王世英接替了上海中央特科的领导职务。这一时期，国民党开始筹备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中共中央彻底消灭。中共处于至暗时刻。

    如国家安全部所述，1934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批准，指示严希纯到上海与莫雄建立了工作关系。莫雄接受特科的要求，到南昌找薛岳以图打入其剿共部队获取军事情报，意外地让蒋介石的心腹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物色，推荐给蒋，然后便任命莫雄为上述的专署专员保安司令，并嘱其自组班子。莫雄接任后，马上找到严希纯汇报，要求党信任他，派出优秀党员给他搭台建立专署和司令部。王世英接到严希纯的汇报后，毅然决定接受莫雄意见，派出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廿十多名中共党员潜伏到江西德安专署和司令部担任要职。如王世英在1945年的延安会议上所说，他把上海的我党精英都派到了德安。为骗取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王世英领导的特科导演了由莫雄的保安团与第四区内的红军激烈开战的"双簧戏"，红军有意败退，辖区内的苏维埃政权也纷纷掩旗息鼓。此举让原先闹红剧烈的第四区在近半年时间风平浪静，令蒋介石大喜，"传令嘉奖，考成第一”！事实上是红军转移到别的区域开展对敌斗争，并暗中得到莫雄部队秘密送上的战略物资而更强大。蒋介石蒙在鼓里，将莫雄视作剿共模范，邀请他参加在庐山举行的绝密军事会议，从而让莫雄轻而易举地获取到敌人的"铁桶围剿计划”。莫雄不负王世英所托，马上将全套计划交给专署内的特科卢志英、项与年等。项与年这位由王世英领导的特科精英，勇敢地挑起将情报送达瑞金党中央的艰巨任务，并胜利完成。十万中央红军赶在敌人的“铁桶”包围完成之前，浩浩荡荡地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1935年4月，莫雄被蒋介石调任贵州毕清剿红军滞留在乌蒙山区的数千名长征红军伤病员。王世英领导的中央特科指示原潜伏在莫雄所部的特科同志全部随莫雄上任毕节。莫雄与特科同志密切配合，精心策划，成功地让红军伤病员迅速转移，之后又让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一枪不发，顺利进占毕节城，在城中休整达半个月，扩红五千后继续长征。

    关于父亲参与红军长征，我摘录了一些当时资料如下：

    《梁明德（项与年）同志于1956年7月2日给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并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信》：“现广东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莫雄，字志昂。此人正义，交友广，上层关系多，孙中山时任师长，对蒋介石叛变革命不满，不做反革命的官，接近我党，我在上海中央军委情报部时期对他进行政治教育，说服他利用许多上层关系进行革命活动，开展深入了宋子文的要害，任税警总团长，蒋介石设南昌行营进攻苏区时，我党迫切需要深入蒋贼后方要害，要他设法任江西德安专员兼司令。我红军退出江西时，要他离开去贵州任毕节专员兼司令。这些实际上是忠实执行党的决定的，为党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与利用一般社会关系不同，而是说明了共产党的关系他才干的”。

    1956年7月29日，王世英为莫雄事致信中央统战部说：“1933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同意由严希纯在上海与国民党元老莫雄建立工作关系。1934年4月，莫雄出任国民党江西省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后,项与年、佛刘哑、卢志英等同志由中央特科指派，打入该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及时将莫雄获取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计划等绝密军事情报报送党中央，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1934年，他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来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有项（与年）、卢（志英）、丘（吉夫）、刘（亚佛）等，一些下面的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为此，在他的掩护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设立了商号，在德安即以他的专员公署为据点。总之，在江西这一阶段，莫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故应予特别照顾。”

【与王世英孙儿王小选（左二）、原广东省副省长丘哲儿子丘浩章（左一）、王世英侄孙王洪研（右一）、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邓崇正（右二）合照。】

    《李克农同志于1956年8月8日写给陶铸的信》：“据梁明德同志（现在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谈：莫雄先生在大革命以后即靠拢我党。在党最困难的年代里，供给过不少情报，掩护过不少同志。……莫雄过去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他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有一定功劳的。为人有正义感，剑英同志也知道他。”

    《严希纯于1963年6月2日给广东省委统战部张泊泉同志的信》：“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莫雄在1933～1935年这段时间里，确实为革命做了不少的事，并且功劳很大。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他于1933年经一个友人介绍认识了我，介绍的人大概对他介绍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可能说我是党员）。我和他纵论古今中外的大事，大家谈得很拢，他很佩服我。他原是一个有名的战将，宋子文曾经派他去当税警总团的团长。这个团是宋子文私人想扩张武力搞起来的，编制名义上叫团，实际上有三、四团人，武器都是美国的，比蒋介石当时的嫡系部队还好，还有化学武器。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了，委了自己的人来当总团长（此人大概是黄杰），就把莫雄撤了。当我同他作思想工作时，他是不得志的。我当时只说我不是党员，但一切党的主义政策都是毫无隐讳的同他谈。谈得他很激动，愿意为革命做事。可见他很反对蒋介石，不愿在蒋下工作。我当时又劝说他不要这样清高，只要于革命有利，在蒋下面去工作也可以。这时适蒋要他去南昌，他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意见，毅然去南昌。”“从南昌回上海后，他告诉我蒋要他（大概是杨永泰推荐的）当江西德安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时正在蒋布置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前夕，他这个位置非常重要。辖10多县，有几千名保安队。我们当时劝他接受这个委任，他表示要把全部专员公署的人都请党来介绍。我当时表示我不能作主，但愿意报告党后另派人来与他谈。此后我未参与这项工作。但只知道从参谋长起到重要下级军官（包括谍报组织的人）都用了共产党员，参谋长即后来在南京牺牲的卢志英同志（这时已与莫无关），这时他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差不多就是共产党员的样子。到解放后，我听一些参加当时在莫雄处工作过的同志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前在庐山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保卫工作由莫部担任（庐山在德安专区境内），以致接电话的人，也是我们派的。所以全部‘围剿’计划，都被我们拿到手，由莫雄派一同志送去苏区（当然通过地下路线），当时他设在南京（原文如此，应是南昌之误）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此事一直没有破坏过。”“1935年初，莫被蒋改委为贵州毕节专员，党也对他的工作另作安排，旧时的人都离了去。当时毕节是挡红军北上的一个地方，听说莫也没有对红军认真作战。这时他的左右似已少有我们的人了。1935年秋天，因汪精卫案被蒋介石破获，牵连了莫雄，蒋把他扣押在南京，后来放了。我从1933年把莫雄的关系交给党后，即没有过问。”

    《华东情报史专题选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华东情报史编繤委员会情报史编辑组合编）：

    铁桶计划：庐山迷雾中的较量

    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又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有纳粹德国的塞克特顾问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他自任总司令，强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严格封锁，军事上实施步步推进的堡垒政策，兵力上先后调集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并以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旨在血洗苏区，扼杀中国革命。中共中央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亟需这方面的军事情报。1934年春的某一天，原同盟会员、早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莫雄（全国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病故）携带了两份委任状，由南昌赶到上海，分别找到莫钺（鸣周）、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说国民党刚委任他担任江西省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要求中共组织上帮助，为他那个机构配备得力干部。经党组织决定，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贾韶谊、丘吉夫（镛，又叫小张）等，到江西德安、南昌，并在莫雄掩护下开展活动。

    五次“围剿”的反共军事指挥中心设于庐山，而江西第四专区和保安司令部所在地德安县，正在重峦叠嶂、云雾笼罩下的匡庐脚下，是个了解蒋军活动的绝妙位置。1934年3月，莫雄带着共产党员卢志英（任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刘哑佛（任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等文武官员走马上任。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也在这时和特科丘吉夫一起，以行医为名，挂起“张育民诊所“的牌子，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卢志英同志等到德安，根据党的指示，即与当地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共同协助莫雄作出“剿共“胜利的假情报，以骗取蒋介石的信任，然后再伺机行事。卢志英的对德安地区的”军事行动“作了巧妙地安排，由项与年先向地方红军通报行军计划，让红军按图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带着莫雄的部队，按行军日程，同红军“开仗”，一一“击退”红军，“消灭”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不久，整个地区的红军“销声匿迹”了。这样，由秘书刘哑佛草拟的连篇累牍的“剿匪”战情，不断地转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效果：莫雄不断受到“通报表扬”和“传令嘉奖”，德安地区在全省“考绩第一”，成为闻名遐迩的治安“模范区”。由于莫雄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特殊礼遇，使他有机会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剿共”会议，甚至破格出席国民党的军政高级会议。同时，莫雄利用与特务头子康泽相互熟悉的关系，为卢志英陆续介绍不少人打入康的星子（庐山南麓）主办的特高班。不久，获取南京政府有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绝密军事情报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由赣、湘、鄂、豫、鲁五省主席和嫡系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参加的绝密高级会议，商讨加速“剿灭”苏区的军事部署。在这个会议上，宣布了由塞克特拟订、并早已付诸实施的“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随同这个计划发出的文件有三四斤重，包括包围的图表、计划书等几十份。每份文件上都打着“绝密”印记，还按出席会议者的名字编了号码。蒋介石在闭幕时大放厥词说，剿共大业已握胜券，希望各位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莫雄被蒋介石特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从庐山带着文件包回到德安县他的司令部后，把全部绝密文件交给了卢志英等。莫雄的义举行为，终于拨开了庐山云雾，大家看罢，面面相觑，大为震惊！

    这些文件所反映的内容，说明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马上报告党中央，速谋对策。卢志英的立即动手把文件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由项与年日夜兼程送交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党中央得到这份情报，高度重视。而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由此，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长征途中，中央领导同志谈到了这份重要情报时曾说，搞情报的人是有功劳的。

（与项与年孙女项小米、孙儿项小绿等合照）

    1934年12月1日，当主力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卢志英又接到新的任务，前往贵阳搜集敌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西征的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由于莫雄在江西“剿共”有功，1935年，蒋介石再次把他调到贵州毕节任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命令他堵截红军。莫雄安排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卢志英被继续任莫的参谋长。卢来到毕节后，以职权上的有利条件，为红军提供情报。

    这年冬天，红二、六兵团到达毕节前，卢志英利用六十三师师长畏惧红军的心理，示意他主动撤离毕节。莫雄带领其眷属、随从，则暂且避走该城。卢则坐镇空城，调动可靠的彝族保安大队在城郊“布防”，并负责城市的治安。这样，由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兵团于1936年2月9日，较顺利地进入毕节。这支长期奔波、转战黔省的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半个多月，于2月27日又踏上征途，进入乌蒙山区。后来，人们回忆这段往事时，无限深情地说：“当时毕节城实际上有两个专员。一个是公开的国民党专员莫雄，一个是秘密的共产党‘专员’卢志英”。

【与罗青长（前国安部长）儿子罗援将军合照】

    自1935年之后，中央特科结束了历史使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脱离了党的直接领导。但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的“长征 ”。

    1937年抗战开始后，广东的地下党接受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利用“国共合作抗战”的机会，继续对莫雄进行“统战”工作。但那是隔着“一层纸”的关系。中共北江特委的同志在莫雄面前一直没有暴露身份。1938年7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莫雄的大儿子莫振球借回乡探望父亲的当儿，秘密告诉父亲：“卢叔（卢志英）叫我告诉你，政治局对你印象不错，希望好好干！”莫雄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粤军同袍叶剑英。叶剑英给予莫雄巨大鼓励，还送给他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莫雄如获至宝。在莫雄担任广东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期间，莫雄将《论持久战》大量印发并公开宣传；他接受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的信件要求，把关押在南雄监狱的数百名红军俘虏及地下党干部和进步群众全部释放；后又任命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同志为司令部参谋长，配合地下党发展壮大中共抗日武装；在担任北江抗日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的任上，任命中共党员黄桐华同志担任副司令，多位中共北江特委的地下党人纷纷担任下辖的情报队长和游击中队队长，牢牢掌握着北江的抗日武装力量。黄桐华在他的回忆材料上写道：“1942年间，广东省委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全省党组织都停止活动，党员均转移隐蔽，唯独在‘挺二’纵队的共产党却照常活动，而且别的地方有些共产党员转移到了‘挺二’来。一直到1946年，中共北江地委仍安全无恙，工作活跃”。

    莫雄牢记着中共特科领导李克农的嘱咐：“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在莫雄的心目中，广东的北江“挺二”，是“德安中央特科”的“延续”。即便是隔着“一层纸”，但他默默地与我党心灵相通，紧密配合。

    作为莫雄最小的儿子，与父亲共同生活三十年。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的身份已经暴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父亲抱着刚满月的我逃离广州，后逃到香港。我在1971年开始为父亲记录整理回忆录。父亲说，在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在长期的交往和紧密合作中，他们中不少同志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没有一个人出卖过我以及党组织，这说明潜伏在莫雄身边的共产党员身上都有着优秀的革命品质，正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相照两昆仑”！我心里却想，你也够可以的，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你没有违背初心，游走在波云诡谲的国民党之中，还能全身而退，你的心脏够大的，你的运气够好的！

    1949年，叶剑英率领南下大军解放广东之际，毛主席叮嘱叶帅到广东后一定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要安排他工作。”莫雄满怀着胜利的喜悦，从香港回到广州，投身到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中。1956年，李克农经党中央批准，邀请莫雄参加国庆典礼，并在北京设宴招待。同席的还有严希纯、项与年等当年“德安特科”幸存下来的几位同志。席间李克农与莫雄紧紧相拥，高度称赞“德安特科”对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位党史专家评论莫雄，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勇敢的践行者。

    值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权当纪念！